科学理性精神不解决价值问题或"应当"的问题，道德、价值和人的问题在它的视野之外。科学精神向左可以走向尊重科学、遵循规律、勇于探索的精神，向右则导致工具理性主义、物化和异化现象，培养了人的控制欲、支配欲、扩张欲。科学理性精神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存在，它的功能不取决于科学理性本身，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方式，取决于人文精神对科学精神的支配。
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主要是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权利和幸福。这种个人主义向左可以引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主义等，向右则通向利己主义，包括人对人的利己主义和民族国家利己主义；后者进一步通向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渗透在这两种精神之中的则是斯宾格勒所谓"浮士德精神"--一种永恒不安地扩展和追寻的精神。凭借这种浮士德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时间、空间和逻辑的空场无限地扩张。
西方文化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是以微观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建立宏观上的民主和法律秩序。个人主义意味着人人有利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人可以维护自己权益，人人是同样的社会主体，谁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于是，人们通过权力的让渡，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的公共机制。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多样性统一的机制是西方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人权是对内的，是族内成员以权利平等为前提通过相互制衡来实现的。
在民族国家之外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形。西方国家的先发展优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使得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不可能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作为平等的主体在西方人面前享有自己的权利、利益和价值，西方人也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他民族的人民与他们是同等的主体。因此，西方民族国家内部那种互相制约和制衡、互相让渡权利以形成公共权力的机制，就不适用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在这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是引出公正的世界秩序，而是表现为民族利己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加上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驱使，这种游戏规则就表现为向外无限扩张自己权势和利益的强烈冲动。17世纪开始西方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目前美英等国对伊拉克的攻击，乃是以"浮士德精神"为内驱力而带起的权势欲膨胀和利益扩张之表现。
当然，西方社会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时奉行的民族利己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原则，现实中还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力原则在恶性膨胀和理性控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这些影响包括：
--西方传统文化和价值中不同理念的对比。欧洲传统文化既有一神教的狭隘性和毁灭异教的野蛮性，也有"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这种矛盾的文化价值使得西方人在博爱的国际主义、"天下主义"情怀和毁灭异族、异教徒的殖民主义之间徘徊；欧洲文化中民主、人权的理念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的对峙，使得西方人在人道主义和强权政治之间徘徊。而且，大体说，文化传统较深厚的国家（如法、德），人道主义精神更浓厚一些。
--西方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等社会意识的力量对比。西方社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民大众和资本大亨之间、左派和右派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形在资本主义早期比较明显。例如18、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和立场分化，无产阶级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时有了"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国际主义理念。但是，随着西方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基本消亡，中产阶级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西方社会成员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争取本民族利益而不考虑其他民族的利益，民族利己主义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