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其门郊，不得其刀，鸣虚。测曰：大其门郊，实去名来也。（《大·次四》）
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测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强·次三》）
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颠且蹶。测曰：山拔梁折，终以猛也。（《强·上九》）
天门大开，恢堂之阶，或生之差。测曰：天门大开，德不能满堂也。（《廓·次五》）
据《汉书》卷十一《哀帝纪》：建平三年（前4），“癸卯，帝太太后（傅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载王莽奏言：“前共王母生，例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太玄》中有：
乘火寒泉至。测曰：乘火寒泉，祸不远矣。
司马光谓：“乘火者，盛之极也。寒泉至者，灭不久也。”[11]（《盛·次七》）
极盛不救，祸降自天。测曰：极盛不救，天道反也。（《盛·上九》）
史载：建平元年（前6-前5），傅喜为大司马。二年，喜免。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元寿二年（前2-前1）即被董贤取代，同年董贤自杀。《太玄》云：
不终其德，三岁见代。测曰：不终之代，不可久长也。（《更·上九》）
据《汉书·王莽传》，王莽早年，“匿情求名”，“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在他被遣就国的数年中，声誉达到了一个顶峰，“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太玄》上有：
毅于祸贞，君子攸名。测曰：毅于祸贞，不可幽蔀也（《毅·次八》）
躬去于成，天遗其名。测曰：躬去于成，攘不居也。（《去·次六》）
攘：即让。范望注曰：“六为上禄，家性为去，功成身退，故天遗其名。”
很显然，如果去除“扬雄反对王莽”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很自然会得出扬雄反丁、傅而亲王氏的结论。
二、扬雄的经学传承
扬雄所接受的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我们不能想当然，也必须根据其著作作仔细的分析。考察《法言》所引经文，扬雄所习主要是今文经学。具体来说，《诗》所受的是鲁诗，《易》所受为京氏《易》，《春秋》所受为公羊学，《礼》所受为《仪礼》，《尚书》所受为《今文尚书》。何以知道？扬雄引《诗》多与今本有异，如《法言》卷九《先知》云：“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今本《诗·豳风·破斧》作：“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云：“皇，匡也。”可见《毛诗》“王”作“皇”；王应麟《诗考》引董氏云：“《齐诗》作‘四国是匡’”。可见《齐诗》“王”作“匡”。那么，扬雄引的是不是《韩诗》呢？也不是。扬雄下文云“蔽芾甘棠”，此为《诗经·甘棠》文，《韩诗外传》引此诗时作“蔽茀”。所以，此作“四国是王”，唯一的可能乃鲁诗异文。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法言》卷一《学行》：“螟（虫 霝）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这是用《诗·小雅·小宛》诗意：“螟蛉有子，蠃蜾负之，教诲尔子，式榖似子”，以明教诲之功甚大。《毛诗》、《尔雅》皆作“螟蛉”，此作“螟（虫 霝）”，汪荣宝说：“此乃鲁诗异文。”[12]
《法言》卷二《吾子》：“或问‘苍蝇’、‘红紫’。曰：‘明视。’”这用的是《诗·小雅·青蝇》的诗意，诗云：“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郑笺云：“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刘向《九叹》云：“若青蝇之伪质兮。”王逸注云：“伪，犹变也。青蝇变白使黑，变黑成白，以喻谗佞。”我们知道王逸所习乃鲁诗，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云：“郑笺与叔师语合，是郑亦用鲁训之义。”扬雄在这里明显采用的鲁诗之说。
《法言》卷二《吾子》云：“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帡幪也。”夏屋一词，四家诗说各各不同。《诗·秦风·权舆》有：“夏屋渠渠。”毛传云：“夏，大也。”郑笺云：“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可见毛诗认为夏屋所说乃饮食之意。鲁韩皆以夏屋为宫室之事，但韩诗释夏屋为夏代之屋。《通典》五十五引《韩诗》云：“殷，商屋而夏门也。”又引《传》云：“周，夏屋而商门。”陈乔枞《韩诗遗说考》云：“商屋、夏屋，为殷、周宫室之异制，后人因以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只有《鲁诗》释“夏屋”为大屋。王逸、高诱都习鲁诗。《楚辞·哀郢》王注云：“夏，大殿也。”引《诗》云：“于我乎夏屋渠渠。”又《招魂》注云：“夏，大屋也。”引诗同。《淮南子·本经》高注云：“夏屋，大屋也。”汪荣宝说：“《法言》此文单以夏屋为大屋之义，不关宫室制度，与王逸高诱说合，此子云习鲁诗之证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