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急于使他们自己与这种现象妥协，渴望找到一个共同的公式，既表达他们反对它的保守态度，也表达他们对它的实力的尊重。如果不是他们已经从强压下的衰退中创造了20世纪的新神话，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容忍的气氛就会在他们之中流行。毕竟，这些知识分子还能维持，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样的袖珍小说、当红的电影、家庭电视节目成批地生产出来，并流行一时，给失恋者的建议和占星术栏目俯拾即是。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无害的，甚至是民主的，因为它们是对一种需要的回应，尽管这种需要是人为地刺激出来的。例如，他们指出，它也通过传播信息、咨询和对简化行为模式的强调，带来了各种希望。当然，正如每一项社会学的研究（它们就像公众被赋予政治信息那样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基本的）已经证实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和无关痛痒的。而且，从文化工业的产物中获得的咨询是空洞的、陈腐的乃至更糟，而行为模式则是无所谓羞耻感的循规蹈矩。
卑屈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所具有的双面的讽刺并不只限于这些。也许还可以这样认为，消费者自己的意识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文化工业提供给他们的预计有疗效的愉快，一半是并未特别掩饰的对它提供的希望的怀疑。"这个世界需要被欺骗"这个短语已经变得比过去曾经预计的更加真实了。正如常言所说，人民不仅为诈骗所倾倒，而且，只要它保证给他们那种最虚无缥缈的满足，他们就会渴望对他们绝不是透明的一种欺骗。由于他们完全知道它被生产出来的目的，他们为了别人另有意图地给以他们的东西，以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促使他们的眼睛视而不见，促使他们的声音表示赞成。如果不接纳它，一旦他们不再依附于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那种满足，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不可忍受的。
现在对文化工业最雄心勃勃的维护是赞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决定秩序的一个因素，称之为意识形态是一点不为过。据说，在一个无秩序的世界里，它为人类提供了进取向上的某种标准，这本身似乎就值得肯定。然而，它的维护者所想像的它所保持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恰好是被它更加彻底地摧毁的东西。彩色电影对亲切的老客栈的摧毁，比炸弹可能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电影消灭了它的意象。没有谁的祖国可以幸免于不被冲印在胶片上，这些胶片被用于赞美它，并因而把其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它成长的基础）转变成一种可以互相交换的雷同性。
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些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文化工业利用这些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现实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这些范畴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实的衡量标准。如果文化工业的种种现象的社会反应就是这样完全不表现艺术，那么，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品借此逃避了社会责任。这样的解释从来没有改正过任何罪恶。
对秩序本身的诉求如果没有具体内容，是无用的；对规范的扩散的呼吁如果不借助那些曾经在现实中或意识面前证明过它们自己的东西，同样是无用的。关于客观上有束缚力的秩序的思想被兜售给人民，因为它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缺乏。如果它不内在地面对人类证明它自己，它就没有任何根据提出要求。然而，这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不会卷入的情境。被强加于人类的秩序概念总是现状的概念。即使是在它们不再对那些接受它们的人具有任何实质的时候，它们也一如既往地是未加质疑的、未加分析的、未做辩证思考的。与康德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文化工业的绝对规则不再与自由有任何共同之点。它宣示于众的是：你应该循规蹈矩，即使是在未被告知任何规矩的情况下；应该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思考--这是它的无所不在的实力的反映。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循规蹈矩已经取代了自觉地思考。由它所带来的秩序绝对不符合它所宣称的那个样子，也绝对不符合人类的真正利益。然而，秩序本身并非就是好的。只有好的秩序才是好的。事实上文化工业对此是健忘的，并且只会赞美理论上的秩序。这一事实见证了它所传递的信息的无用性和非真实性。当它宣称引导着陷入困惑的人们的时候，它是在用虚假的冲突蛊惑他们，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冲突交换这些虚假的冲突。它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他们的冲突，其解决之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中，人类只是在他们可以不受伤害地获救的情况下才陷入麻烦，拯救他们的通常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集体的代表；然后，在空洞的和谐中，他们得以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而实际上他们在事先已经亲身经历的东西与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为着这个目的，文化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公式，它们现在甚至已经触及像轻音乐娱乐节目这样的非观念的领域。在这里，一个人也陷入困境，即陷入节奏上的问题，但是，随着基本节拍占上风，这些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