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先生的看法是：“尽管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公司治理也已经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中越来越被重视，但是，空有形式的上市公司股权和治理安排、权力制衡和约束的规范、监控和处罚的措施，这一切都没有阻碍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没有阻碍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的权益，没有阻碍高管和董事会联合起来自己激励自己、没有阻碍高管（包括董事会）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急剧地拉大、没有妨碍上市公司在重组、购并中对债权人权利的损害……每一次重组、购并，都隐隐约约听得到资本攫取的裂缝被烫平后宽慰的喘息声；每一个ST、PT上市公司的背后，都有置公司治理的形式不顾而大肆为一己之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阴影；每一项市场创新，诸如MBO、股票期权、国有股减持……都闻得到利益变异的血腥气味。”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作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俱乐部，在2004年版的《OECD公司治理准则》重新定义了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员工的新措施。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固守陈旧的公司治理原则，坚持损害劳动人民的主张。陆一先生通过评论新的《OECD公司治理准则》，对他们的错误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从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他的文章确实值得一读。以下是陆一先生的文章摘要：
我们如果对照1999年和2004年前后两个版本的准则，就会发现公司治理在OECD眼中尽管仍旧 “关注因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引起的治理问题”，但已经开始从更倾向公司内部的权利关系的授予、监控、制约安排，而向注重内外部的各种利益相关因素的协调转变；从更倾向于公司高层的权术安排游戏，而开始向企业员工和债权者等原来忽略的因素倾斜。他们认为，“尽管是一个核心要素，但公司治理却不仅仅是一个股东和管理层关系的问题那样简单。”
这种转变，特别表现在“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这一节中。
在这一节中对与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在原来版本中“”赋予之外，增加了“相互协议”而赋予的提法。另外还将原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准许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机制。”改为“提高员工参与程度的机制应当被允许发展。”此外还特别例外地补充了两条：“利益相关者，包括个别员工和他们的代表，应该能够自由地沟通他们关于对董事会违法和不道德行为的看法，在做这些时他们的权利不应受到损害。”“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被一个有效的破产机制和债权实施机制所补充。”将公司员工的参与问题，提高到OECD所称的员工具有“重要且合法的非所有者权利”。
这就是OECD要想说的：“虽然政府为公司治理制定整体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然而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长远利益和业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和他们的作用，在OECD和非OECD国家中差异同样非常大。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部分取决于法律和规章、部分取决于自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市场力量而起作用。”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公司治理的框架。
我们的企业制度改革、我们的公司治理目标，到底是让一部分人“侵害别人的利益”先富起来，还是在企业中倡导一种让“利益相关者”共同富裕的、符合公平公正的企业道德伦理？如果我们仔细一下OECD在2004年版的公司治理准则中的相关补充和注释，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参与公司治理的问题上，OECD把它从笼统的“利益相关者”而明确为“员工”。在对此条文的注释中这样要求：
在公司治理中员工的参与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法律和实际状况，并且可能在公司和公司之间也有所不同。在公司治理的环境中，提高参与程度的机制使得员工掌握公司特殊技能的途径更简化便捷，从而使公司直接和间接地得益。员工参与机制的例子包括：在董事会的员工代表，以及在某些关键决策中考虑到员工观点的、像劳工理事会那样的治理程序。至于提高参与性的机制，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利润分享机制在许多国家被建立。养老金投入对于公司与过去及现在的员工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一个基本要素。这类投入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基金，它的托管人应该独立于公司的管理层、并为所有的受益人管理基金。这就完全否定了在公司治理中把员工关系置之度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