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逐步破除原有垄断行业或部门的制度性进入壁垒，允许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平等参与资源的开发，进入电信、电力、金融、铁路等行业；缩短企业开办的登记注册时间，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
第四、逐步消除任何形式针对不同企业的有关税收、融资、退出等方面的歧视，实现资产的自由组合与企业间的自由兼并。
第五、加强法治社会的构建，实现司法公正，对于各种欺诈、侵权、权利滥用等非法行为依法予以惩处；目前，尤其要加大执法的力度。
第六、要密切关注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并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市场化进程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只要地方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充分自由、平等竞争、税赋适度、法律庄严的环境，就可以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三）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立法，鼓励植树造林。
西部地区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财政部已将今年用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支出由70亿元增加到120亿元，并打算在5年内共支出1100亿元，支持西部的生态保护和建设事业，这无疑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西部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无须多言，长江水患、黄河断流、沙尘肆虐等莫不与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密切相关。资料表明，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固然与气候、人口等自然因素有关，但乱砍滥伐、超载放牧、毁林垦荒等人为活动，则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退耕还林（草）、荒山绿化、封山育林等，不失为针对性较强的策略与措施。
显然，上述措施仅仅是一种事后补救，其预防作用是未来的事情；这些措施究竟能否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持久的效力，仍是一个变数。我国植树造林运动开展多年，“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也颇具规模，但是，生态建设的步伐总是赶不上土地荒漠化的速度。至今，我国土地沙漠化的面积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的生态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之所以发生的根由。其实，问题不难明白，在经营的自主权与自利的合理性被认同以后，土地、山岭、草场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产权的界定与转让等）并未与之相配套、相适应。当一群利己的人要共同利用某种稀缺的公共资源时，这种资源终将被耗尽，这一机理近乎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常识。试问，当看到邻居家的山羊在集体拥有的山坡上啃吃草根与树苗而未被施以严厉的处罚时，这家农民怎能安然将自家的羊只圈在院内而不加效仿呢？植被破坏与草场退化的症结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产权制度作保障，无论退耕还林还是修复牧场，其效果极有可能是短暂的，除非在高成本条件下施加某种强迫和管制。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导出，稀缺资源最优配置与利用的先决条件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宁夏南部山区私有水窖的长期合理存在便是一项有力的例证（曹远征、邹蓝，2000）。
必须指出，承包制不过是对私有产权的一种模拟。假如将承包的期限无限延长，两者即可等同。因此，承包制模拟的真度取决于承包期限的长短。这就是为何要将林地的承包期延至30年或70年。然而，承包毕竟不是私有，林木的生长期本来就很长。当承包人发觉林地仍不能作为财产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时，承包制所固有的短期行为就会显现出来。所以，面对西部大片的荒漠化土地，通过立法确立事实上的私有产权安排，并非不可考虑。
我们固然应对广夏公司在沙漠化土地上的获利性开发给予赞赏，但要求每位植树造林者都能获利，显然是不现实的。生态效应所具有的公益性和外部性，需要对植树者予以相应的补贴，由此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国家规定，每退耕还林一亩，补贴粮食300斤，连续7年，就是一个正确的办法，但是，如何补却大有文章。现在的作法是，完全由政府操作和政府行为：国家把粮食调往退耕还林的地区，各级政府官员由下逐级上报退耕还林情况，由上逐级下拨补助粮食。于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了大量基层官员与农民合谋欺骗上级的事情：退耕还林的补助拿了，地照样在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另换一个政策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