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加强项目的论证、审核与监督，借助市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西部不少地区已经显现出乱上项目、乱铺摊子的苗头。例如，原本因运力不足而被迫关闭的某支线机场又重新得以开启；区区200万人且分布分散的甘南某地，也打算修建机场，开通航空支线。仿佛国家有无穷无尽的钞票可以填充实为“空道”的所谓“通道”。这种只注重局部利益而不顾效率的做法，理应受到严厉的约束。为此，既要对行将开启的项目作出严格的论证和审核，也要对已经上马的项目在资金的使用、工程的质量、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认真监督。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于中饱私囊、挪用公款、偷工减料、铺张浪费等不法行为必须予以严惩。既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很多地方还在走着计划经济的老路，我们就不能不对一哄而起产生的经济无度和无效扩张的后果作出清醒的估计。其实，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市场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借助真正意义上资本的力量，来从事铁路、高速公路、航线等建设。
3、区分项目类型，实施连续变量调节。
由于宏观经济存在着波动性，西部开发的投入总量必须随之而发生相应的调整。为了更好地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并使其成为较为精细的宏观经济调控装置，有必要将西部开发的工程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时完工项目，另一类是择时完工项目。前者可完全按照已有的计划定时完工；后者则可根据宏观经济的形势随时调整资金流量和工程进度。这样，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已往对离散变量实施粗调的情形，避免因经济收缩大批工程被迫下马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与损失。
（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市场化进程。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到，国民财富的多寡取决于一国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比例的高低。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有用劳动的人们究竟以何种努力程度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之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在效率上要优于计划经济，就在于前者能够提供某种激励机制，使得人们的收益与其付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这种付出的结果又是社会所需要的。前已指出，西部落后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改革开放滞后于东部地区。然而，人们（包括西部省区的政府）对此并非都有清楚的认识。在西部各省区公布的开发方略中，尚未见到将改革开放列于首位，明确给出市场化方案和进程的范例。个别省区及城市固然进行了一些政务改革，废止并修改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条文和法规，但这些措施美其名曰是用来吸引外资的。为何外资就能一概享受优惠待遇，而国内和本地的资本则要遭受歧视呢？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处于半殖民地的清朝末期的厦门，在50余家商号店铺中仅有一家打着本国字号，其余则在国外注册，而其中多半又是“挂着羊头的”假洋鬼子。若不是在耻辱的《马关条约》签定之后日本取得了直接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张謇等人恐怕还找不到理由来兴办纱厂。虽然通过税收优惠等吸引外资的政策可以增加本地的经济产量，但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率企业进入造成的福利损失，却要由国人来承担（左大培，2000）。我们支持对具有较强外溢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但内外企业在受益性上也要平等。此外，为了吸引外资，省区之间有可能展开减税大战，从而导致税收流失，增大财政赤字。在这方面，巴西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因此，将改革开放主要理解为如何吸引外资，是一种无益的和狭隘的观念。如何在大开发中加快西部各省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逐步放松并最终破除政府的各种不必要的强制与束缚，充分保障人们的消费、择业、生产、交易、居住、投资等自由权利的行使。
第二、尽量控制并逐步缩小地方各级政府的规模，经常审核各部门机构的权限并适时减少其事权，必要时可合并、裁撤实已阻碍经济发展的机构与部门；同时，尽量降低、直至废除针对企业的各种摊派与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