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其实，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早就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1985年在兰州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发展论坛会议，就提出了西部概念和西部开发的问题。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的综合开发、以及补贴与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些努力对于东西部差异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并不否认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主攻方向选择上的合理性，更不怀疑各级政府在资金、人力等经济资源上的动员能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某些作法，仍然使我们有理由发问：在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在当今日益显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主要凭借政府行为能否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也许是西部开发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每年8000亿元的投资，若以支出法核算，便可在当年的GDP中显现出来。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涌入，可能会伴随外资与东部企业的介入，理由是，出于对这笔资金的觊觎，也会诱致其他寻利者的跟进，何况西部各地都会在引进外部资金上想方设法做出各种诱人的安排。不过，应当清楚，各级政府的作为固然可以产生初始的效应，但要将所有获利者腰包里的钱继续留在西部，就不那样容易。作为消费者，他（她）会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非本地生产的物品；作为投资者，又可能再度将资金流回东部，因为东部毕竟聚集了较多的高回报的新兴产业，具有更为合意的投资环境，除非政府每年以较高的递增速度不断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保证西部地区的持久繁荣。一旦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政府反过来要关紧资金注入的“水龙头”，西部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这“一亩二分地”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经济紧缩下的“旱灾区”。如此，西部地区凭借资金注入的追赶努力又将“付诸东流”。
借鉴国际经验是西部开发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西部开发，这是有意义的。政府的直接参与和运作，构成我国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的特色之一。在美国，除《宅地法》、《育林法》、《荒地法》等旨在实现“公地出售”和鼓励私人植树、兴修沟渠的法律由国会颁布之外，土地耕作、矿产开发等均由私人或民间实施，甚至铁路的修建也靠公司来完成。我们却恰好相反。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庞大的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不见得由政府出面建造的桥梁就一定坚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凡由政府直接发起与操作的经济“运动”，几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计划经济时期自不待言，就以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为例，全国大小不等数以千万的开发区不仅侵占了大量良田，而且成为很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投机的场所，最终不得不在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结局下悄然收场。至今仍有很多在那里晒太阳，真正有成效的不多。不过，若将上述“苦痛”仅仅视为地方政府的无知，便大错特错了。如何打通关节在大型项目的争夺上先拔头筹，如何借用媒体“造势”将省级开发区升至国家级开发区，如何堂而皇之地将各自的机构变得大一些、经费搞得多一些等，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至于政府官员们如何借机捞点实惠想必更用不着他人操心。这绝非我们的官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比较而言，现有官员的总体水平超过中等偏上水平，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中的激励约束出了问题。于是乎，某甲异想天开地要在西部开发的热潮中投资上百亿元搞个生物项目群、建个“中华生物谷”，这使人想起了那个动荡岁月中的假大空，散发着传统计划经济的腐味。某乙则“合伙经营”，超额完成了数十万亩的退耕还林任务；殊不知每退耕还林一亩地可得150公斤粮食，而每公斤粮食折算为1.4元钱，只要能从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多搞些“空饷”也足以让地方新建的办事机构买车买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