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拉登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圣化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本·拉登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
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纷纷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大都走上了一条宗教脱离政治的世俗化道路。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淡化了伊斯兰教这面共同的旗帜，阿拉伯国家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而相互争斗，变得矛盾重重。以至于巴以问题溃烂到今天这个地步，阿拉伯国家也只能围观而无所作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价值观加速在伊斯兰国家渗入，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与欺压也变本加厉，用本·拉登夸张的说法就是："阿拉伯半岛从没有遭到过像今天这样如蝗虫般分布的侵略军的洗劫"。这增加了那些虔诚的穆斯林对伊斯兰世界现状的焦虑感，他们在向真主祈祷的同时，也渴望出现敢于同西方势力对抗以维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的人物和势力，而本·拉登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众多伊斯兰民众的这种心理。这种超越各自国家利益的以共同信仰为旗帜的非国家形态的恐怖组织，往往比由国家形态的某个阿拉伯国家充当这一角色更容易获得信任。正如一位科威特人所说："我们打开电视，看到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却无人伸出援手。你可知道我们作何感想吗？我们并非支持本·拉登，而是在呼唤一种象征。"他们愈是对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和扩张感到无奈和绝望，这种期盼和渴望就越强烈，由此对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的立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就在本·拉登成为人神共愤的恶魔的今天，随着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面对身处阿拉伯世界却孤立无援的巴勒斯坦，苏丹的抗议者公然喊出了"本·拉登反击！"的口号，呼吁本·拉登及其组织对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领土的行动进行报复，同样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在巴卡难民营的街道上游行时也高呼口号要求本·拉登对以色列最大城市特拉维夫发动袭击。尽管这只是一些人在特殊时期的一时激愤之举，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本·拉登诞生并被圣化的政治环境。
在伊斯兰历史上不乏真正的英雄，本·拉登也许想效仿800多年前击败十字军，收复圣城耶律撒冷的伊斯兰英雄萨拉丁。但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也许更接近于同萨拉丁同时代的哈桑·本·沙巴。哈桑·本·沙巴所创立的宗教恐怖组织阿萨辛派（因其敢死队员在进行暗杀行动前服用大麻叶得名）是伊斯兰教什叶教派的一个小分支，宣称"把'暗杀'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义务"，象今天的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一样，该派别组织十分严密，暗杀手段残忍，非常善于伪装，令对手杀防不胜防，在那时掀起一阵恐怖潮，以至于当时非什叶教派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以及当时的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都不得不靠向哈桑·本·沙巴行贿以免受其攻击。阿萨辛派那种为达目的而舍生忘死的精神成为许多后来者的精神动力，哈桑·本·沙巴被什叶派誉为"真主的复仇者"。尽管本·拉不可能有哈桑·本·沙巴那样的历史分量，但本·拉登的所谓传奇经历和"献身精神"不但成为也其崇拜者圣化他的原料，而且在一些穆斯林心中将其奉为哈桑·本·沙巴在当代伊斯兰政治环境中衣钵的传承者。
9·11事件对美国物质和精神上的重创，以及美国至今对本·拉登无可奈何的窘态，使本来形象模糊的本·拉登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嫉世愤俗的臆想中变得更加丰满高大，他的行踪莫测、生死不明的神秘色彩也更容易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心中将其圣化。这样，本·拉登以伊斯兰世界利益维护者的形象逐步走向伊斯兰激进分子膜拜的神坛。在他之后所留下的生死之谜，不仅会成为始终存在于恐怖分子心中的精神支柱，而且这种神秘的诱惑将可能使更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如穆罕默德·阿塔之类一样被导向恐怖主义之路。
一张美国对外战略中长期有效的牌
9·11事件结束了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年的"历史假期"，本·拉登象一只讨厌的蚊子使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早晨醒来（其实，即使没有9·11事件，当前美国接连不断的经济丑闻也会使这段历史长假就此打住。）。美国人开始明白，在本·拉登面前，自己所面临的这场狮子与蚊子的对垒的窘局，几乎使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强大失去了意义。不过，美国已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他能将自己的每一次失利变成获取更大胜利的资本，把任何形式的挫折变成一次实现国运转折的机遇。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本·拉登更会作为一个威胁美国安全的符号，成为美国手中一张随时可以打出的牌。有了这样一张牌，拉登将长期活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美国就会在这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得到的将远远大于在9·11事件中所失去的。现在，根据本·拉登这种生死不明的现状，美国正采取两种内外有别的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内，美国正在尽力淡化本·拉登的对美国的影响，以消除民众心理的恐惧以及对美国人正常生活的影响，同时掩饰政府在打击和搜捕本·拉登及其势力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对外，利用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伤害给自己寻找称"病"世界和缺席国际秩序的理由，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