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调查的切身体会来看，只要将制度交给群众，群众很快就会掌握制度的精髓，并善于利用制度为自己谋利益。在选举开始的阶段，许多村民以为选举依然如过去一样走过场，参加不参加无所谓，一旦他们发现工作组是真正按《村组法》的办法来进行选举，他们的热情空前高涨，并真正将《村组法》作为武器来为各自的目的服务。有村民正确地指出，今年这次选举，若说还存在村民不善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方面的话，那么，下一次选举村民就一定会将《村组法》中的相关规定运用得淋漓尽致。又有村民指出，之所以海选提名时有人提傻子，是他们对过去选举走过场的不满的发泄，只要不搞形式主义，每个选民都自然会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特别是在正式候选人确定以后，村民三五成群议论纷纷，表现出对选举空前的关心和热情。在我们调查的农户中，几乎无人未翻阅《村组法》，也几乎无人未看村选举委员会发布的选举公告。至于村委会候选人之间的私人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对候选人频繁的私下活动，因未达到“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的严重程度，工作组不知是否应该或能否及如何干预。
在余村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农民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热情都不存在问题，农民在过去的民主选举中之所以会表现出冷漠和消极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去民主选举本身的虚假性，即民主选举事实上被强势的乡镇行政操纵，致使农民的民主权利未能落实。但是，一旦余村村民经历了此次民主训练，不仅他们的民主热情、民主能力和民主素质会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会习惯于《村组法》的规定，并随时可能以这些规定来抵制乡镇行政对民主选举的操纵。
二、利益主导：选举各方众生相
余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所以会引起村民的如此热情，从我们的调查看，利益关系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里，先有必要补充交待一下余村的基本情况。
余村系镇郊村，亦是经济强村，1998年村办企业实现纯利 32万元，连续两年被评为T县“十强村”。此外，余村近年土地出让较多，据说每年仅土地出让费即超过百万元，因土地出让，村干部有权决定村民到有关企业上班。余村村干部的正式年报酬在5000─7000元之间，且主职村干部不明收入甚多，村干部成为“肥缺”。用余村村民的话说，在余村，“人人都想当干部”。
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关键是两位主任正式候选人之间的竞选，这种竞选正可以体现出利益主导的特征。以下我们以两位主任正式候选人之间的竞选来展开叙事。
尽管在“海选”提名候选人时，有32人被提名为初步主任候选人，但在4月16 日的预选中，仅有原村委会副主任李和村委会主任鲍的得票超过200票， 其它人的得票均在数票至一百票不等。李和鲍因此成为主任的正式候选人。关于李和鲍的个人情况，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农户都一致反映，从为人来看，李为人正直，公正不贪，当村干部二十余年，至今清贫依旧。鲍则在1994年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迅速暴富，且鲍有兄弟五人，特别是其三弟曾被劳改六年，系该镇一霸，近年通过强买强卖，也已暴富；从工作能力来看，李虽然当村干部时间长，却从未当过主职干部，魄力有限，遇事忧柔寡断，不敢拍板，不愿得罪人，是典型的“老好人”。鲍则能力甚强，有“官相”，敢拍板，喜出点子，善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余村村民对李和鲍这样两位主任候选人都并不满意，他们希望选一个既清正廉洁又富于魄力的当家人。正因此，在预选候选人时，近八百人参加选举，李仅得282票，鲍仅得242票。调查中，村民反映因余村太大，各村民小组之间联系不多，而各个村民小组的能人虽然在本组可以得较多的票，可惜其它组的村民并不了解，如此，诸多乡村能人的得票数都不高。李和鲍都是在任村干部，在各村民小组的得票不一定最高，但各个小组的得票也都不低，故他们最终得票加起来就大大超过了非村干部的乡村能人。即是说，在较大且分散的村庄，海选的办法反而可能选不出真正合适的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