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