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发表于1996年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 便是一场关于幻觉的描述。小说的大概情节是：学画画的女大学生“阿三”（第三世界？）爱上了美国人比尔，后来，比尔走了。她又和法国人马丁同居了，后来，马丁也走了。她开始到宾馆大堂里去坐着，等候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和他们睡觉。再后来，“阿三”被当作“卖淫”的抓到劳教所去了，她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偷偷逃走了，在荒野里哭泣。
在这篇小说里，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家庭”羁绊的漂浮的个体。她陶醉在自己完全“国际化”的想象里：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
与其说阿三爱上了比尔，不如说阿三爱上了自己“全球居民”的身份感。正是这个原因，当比尔离开后，她又和马丁在一起；当马丁离开后，她开始长久地呆在高级宾馆的大堂里，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的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寻找着可以使自己的“国际化”幻觉得以依附的实体，但总是失望：“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在阿三和比尔第一次做爱结束时，小说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的物象，阿三藏起来的其实是她的“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的或者说是同一的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她面对的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的劳教所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妓女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的，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次而下之的则是“来自苏北的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妓女”，她辩解说：我不收钱的。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的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的中国的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的“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的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的“处女血”的举动。阿三的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寓言：它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的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的小说里看到无数的“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的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 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妓女”：“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的“新新人类”们，的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