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目前，这种破坏在不发达地区每日每时仍在进行。殖民主义宗主国当年所做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不同的、隐蔽的方式继续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它被保存在“系统的强制”之中，包括一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普遍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的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循环正在悄悄发生：外来的需要和本土的需要正在以粗俗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结合，使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无声的、毫无选择余地的暴力。
在“全球化”字面意思所提供的“全球大同”的允诺中，可能包含的是隐蔽的阶级、种族冲突。“中国—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的现实交往的作品的背景。
1、 “革命”话语的位置
以写作“陈奂生系列”闻名的高晓声在1991年写下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 。在这篇写作时间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近的小说里，进入美国的中国农民“陈奂生”不像“周励们”那样在美国如鱼得水，对“美国价值”认同起来毫无障碍。他看见的是另一个美国：汽车像垃圾桶，养鸡场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是对鸡的不人道。这是他对在《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曾被大肆渲染的美国的都市奇观的评价：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坳里来，房子造得密簇簇，一层层拔得攀上天，千百十万人硬拼着性命挤在一起，这不就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吗？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批判。“海边沿”、“壁角落”这些词汇里包含着有意味的信息，显然在陈奂生看来，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则是边缘。这一层意思后来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揭示。陈奂生到美国，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美国，使它符合自己的观念，比如他看见自己住的别墅外面都是草坪，觉得太浪费土地了，于是动手把草坪铲了，想改为菜地。他在餐馆打工洗碗时的感受是：“做老板的果然都黑心。你替他做，他付你钱，别的全不管。你做死活该。怪不得共产党要打倒他们。这也算亲身体验到了。可是现在共产党还不曾打到美国来，自己只好白吃眼前亏。”
为什么陈奂生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支撑着陈奂生的是一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他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去拯救。“革命”话语在当时的“中国—西方”模式中起到的是平衡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妖魔化中国，中国的策略是妖魔化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解，“革命”话语成了一段被推出了“逻辑”之外的历史，一段必须被不断遗忘、不断擦抹的历史。人们对于世界空间的想象也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美国”成为无可质疑的世界中心。新一代写作者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观念体系中，抑制“革命中国”的历史。在阎真描写留学加拿大的长篇《曾在天涯》里，写到过数次留学生联欢表演节目，在这些表演中，中国留学生最热衷的就是表演“文革”样板戏。一次是在各国学生联欢的时候，女主人公表演“白毛女” ， 一次则是在华人内部聚会上，大家表演《沙家浜》 。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旧事重提”里面无疑有深深的缅怀的情绪在里面，但一切都被放到了“舞台”这个奇异的地方。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全地缅怀乃至赏鉴，而不用有任何现实的担心，因为舞台正是为“革命中国”的猛兽所建造的驯服的动物园。
在《身体上的国境线》 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庄祁”，某语言学院教师，在恋爱失败后，开始陷入“肉体的游戏”，先后与十几位外国女学生形成“性伙伴”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对意大利女孩依莎贝塔萌生了“爱情”，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恼之中。小说以依莎贝塔回国而告结束。“庄祁”在和依莎贝塔谈情说爱时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