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爷披散着头发。
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
二少爷说：玉楠，你给我梳吧？
少奶奶说：要辫子么？
二少爷说：要吧，总该有个人样儿了。
少奶奶说：头发还是短。
二少爷说：短就短，随便你梳什么。
少奶奶站到二少爷身后，大肚子差不多碰了他的脊梁。少奶奶梳得很用心，问疼不疼，紧不紧。二少爷说不疼，不紧，很好。梳着梳着就不说话了，整个院子只能听到木梳刮过头发的声音，还有线网在水塘里撩水的声音。
（《苍河白日梦》）
从“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和二少爷的话“总该有个人样儿”里，我们可以嗅到某种风暴的味道，但最终消弭于无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安宁的小院子。小说正是这样不断地粗暴地扭转故事的发展，使“中国男人”处于失语的地位。“洋人大路”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处于始终的优先地位（他后来的被杀害也不能抵消这种优先性，他的后代——“蓝眼睛”的小男孩被“耳朵”谨慎地保存下来了）。
类似的分析同样适合《扶桑》、《K》、《上海宝贝》。在《K》里，当“朱利安”和“林”正在颠鸾倒凤之际，“程院长”撞进来捉奸，小说上演了它的高潮、也是令人悲哀的一幕：
程脸都气白了，他穿着长衫，好像没印象中那么瘦削。他气得发抖，手指着朱利安的脸，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一个绅士。”程的声音非常愤怒。
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的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讪笑了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士，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也没一个绅士。”
程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的行为哪像一个绅士？”
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的词。
（《K》）
我们看到，“程”在此过程中处于失语的状态，当他张嘴说话时，吐出来的竟然是对手的话语（绅士），而不是“他妈的”之类的中国国骂。这个细节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男人”在文本中所处的被抑制的地位。这种被抑制的地位的标志不仅是“性能力”的丧失，还包括话语权被剥夺、被置于不平等的叙述位置等等。
由“西方男人”参与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显然是作家依据陈旧的“中国—西方”模式构造的一个关于“颓败”中国的寓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失语的中国男人”读作正在死去的“老中国”，把占据“性”和“话语“上的双重优势的西方男人看作是“强大的西方”的象征，而那个义无返顾地投入西方男人怀抱的正是柔弱无依的“中国主体性”。只是这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无论是作者的运思过程还是读者的接受过程）是如此让人疑虑，它的来临像那个流转在榆镇的“蓝眼婴儿”一样诡异、叵测而暧昧不明。
第三章
“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Globalization）突然成了一个异常时髦的名词。这个极具弹性的概念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人们好像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信息”、“市场”等再度统治世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它可以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其中获利；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人造神话”，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再度加强了；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偶然的历史过程，它的内容和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无论人们对“全球化”作何判断，“全球化”理论的兴起无疑与以下现象相关：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输网络的发达，地球日益变成了“地球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特网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共享的虚拟世界；全球经济被编织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大众文化工业在生产类似的流行趣味……一种全球趋同的局面正在形成。“全球化”被很多人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或是“美国化”。这种高度“同质”的前景引起了巨大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