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四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通。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其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融人文精神于自身的，它们早就在一些优秀的哲人科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像布鲁诺、莱布尼茨、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们或者同时就是哲学家，或者在思维上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层次而升华到哲学的境界。在当代最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那里，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他们的这种思想代表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
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开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新的文明形态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将使人类社会经历一场新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统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显示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作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方能相成。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而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只有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发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才能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得到全面和高度的发展。这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