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脱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
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包括民俗学）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四者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
近代学者有以美学（文学艺术）或德育（伦理学）代替宗教的想法，这是行不通的，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表现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是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往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二家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来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底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之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