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
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
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
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
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
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
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
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
，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
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
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
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
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
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
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
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
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
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
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季刊》。何况
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
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
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
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
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
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
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
，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
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
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
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
间集评注》（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
）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
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
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
，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