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
“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
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
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
“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
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
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
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
，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
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
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
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
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
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
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
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
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
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
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
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
。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
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
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
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
”。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
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
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
，“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
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
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
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
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
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
—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
，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
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
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