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方面，国家作为资源中心、信息中心和制度的供应者，从整体利益出发，一方 面将自身拥有的力内化为市场因素，以指导保障做为市场主体的健康运作；一方面 ，对企业的非理性进行干预与引导。
2.消费者的概念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消费者，就是为消费生活购入和利用他人所供应的 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一种与供应者相对立的概念。[11]消费做为物质再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 ，其重要性正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其再也不仅做为生产的附属现象，而逐渐成为刺激生产和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各国纷纷“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举措也足见其一斑。
经济法将消费者纳入主体体系规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垄断、信息偏在、自我保护 成本的高昂，有必要采取公力救济的公式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经济法的“消费者”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上升到法学领域，消费者主要指人。 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ISO/COPOLCO）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 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较为权威。而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虽未言 明，然而“生活消费”之主体似应仅限于自然人（居民）。
（二）社会
社会是一个很广义、泛化的范畴。“社会”一词产生已久，然而真正近意义上的社会 还应追溯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即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以后。“‘市民社会’这一用 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 会只是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12]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学派亦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纳 入自身体系并的确为之做了深入的并在实际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为洛克式的“市 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一是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有学者认为此两种理论 架构相对于对方都具有某种制衡性的因素，并在的现实中，彼此构成相互制约关系。[13]应该说，两种流派的理论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后者从市民社会的内在逻辑矛盾出发 ，论述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实践合理性，似更具实际意义。任何一种“优于”、“先于”都 不是绝对的，国家和市场都不过是我们实现人类目标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手段，因此，任何一 种手段都可能会存在功能上缺失。在此种情况下，互相弥补、互相促进是比较明智的抉择。
社会做为抽象程度极高的范畴，有着实实在在的载体，其是经济法的重要权利范畴――社 会自治权利的存在区间。社会自治机构，又称社会共同体，是原子状态的社会个体的升华状 态。经济领域的社会共同体又称为同业公会。其任务乃是维护特定产业等级的特殊权利和利 益。随着近代商事活动的日益高速和复杂，使孤立的工商业者产生了经济力和伦理上的集结 渴求。而社会共同体则迎合了这一趋势。“它毋宁是孤立工商业的伦理化，这种工商业 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它获得了力量和尊严”。[14]对社会共同体的具体经济与法 律层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可做如下归纳。首先，同业公会可以较低成本达至经济上的效益状 态。同业公会的建立，使每一产业等级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与特定活动的目的成为可能，从 而成为特定产业从业者所乐于参加的公共团体，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业公会 往往从整个行为、产业的长期发展利益考虑，做出、经济、合理的经济指导与信息服务 ，从而节约市场费用，降低信息不完全度与市场不完备度，有利于从业者个体与公会整体的 经济发展利益，具有极高的经济意义。其次，同业公会作为典型的社会自治型团体，可以形 成良好的市场伦理氛围，节约成本。
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自律组织，可以颁布内部行为章程与奖惩规定，以约束公会组成人员 .由于其组织形成的自愿性、决策形成的民主性，因此，其章程履行率一般较高。另外，由 于公会组织与成员关系的密切性，对成员的不正当竞争等其它反竞争行为的监控力度与制裁 率也较司法程序成本低，见效快。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约束，有利于健康的市场伦理观念的培 育 ，维护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