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债期限结构调整。从公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由于中国现有公债利息支出尚不是很大（1998年为738亿元，占当年GDP的0.93%，而美国1980—1989年间的平均水平为2.9%）[6]，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通过调整期限结构（如短期化）来缩小债务成本，相反，由于中国公债期限结构已较短，况且在1990年代中后期一段时间内名义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所以，应适当延长公债的期限结构，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发行成本，而且也有利于适合债务融资主要用于支撑公共设施项目的长期投入之需。
2.公债的币种结构调整。从1989年代末开始，尽管中国政府陆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举借少量外币公债而存在着对海外储蓄的利用，但由于1990年代国内存在储蓄剩余，且有资本外流，公债增加发行未能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对外举债与外资的流入。当然，在1980年代国内储蓄存在缺口的年份，海外资本的流入抵消着国内公债发行对私人储蓄与投资的挤出程度，但由于人民币公债市场尚未对外开放，外资尚不能直接购买并持有人民币公债，从而有缩小着这种抵消挤出效应的应有程度。在中国外币存款不断增加和外汇储蓄增长的同时，由于存在着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至少有着较大不稳定性的预期以及1990年代中期后人民币名义利率低于美元名义利率差额的加大，未能通过发行境内外币公债的形式充分利用日益增加的外汇，使得非中央政府部门举借的外债量与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产生了斯蒂格利茨（1998）所讲的那种得不偿失的“怪圈”，即“把所有借债国的资产负债表合在一起看，就好象是新兴市场以较高的利率从发达国家借钱，然后以国库券和其它低利率证券的形式把大部分钱再借给发达国家”[7]，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换回大量美元后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借给发达国家，这也是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一个原因（崔之元，1999）。在国内存在储蓄剩余、外汇储备已较大以及名义利率高于国际市场时，既没有必要也缺乏条件通过扩大对外举债来增加外币资本流入，而且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结算货币以及人民币国债市场未开放特性，决定着我国当前尚不存在星川顺一（1997）所讲的那种通过举借外债或海外居民认购本币公债的“异常质经济实体”的引入所产生的财富流入效应，更不用说当有着人民币贬值预期情况下过多的外债将会造成更多的未来偿债负担与更多的财富外流。但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发行境内外币公债却是阻止日渐明显的资本外流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措施，从而对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基础是有利的。
四、建议性结论
基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实及其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予以同时扩张，方才起到应有的刺激作用，也才能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真正协调起来形成合力效应。这意味着公债的连续增加发行将是必需的。本文的分析表明，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以及国有资产因素，中国的公债增发仍有较大空间。这要求在公债管理政策设计上，应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尽量充分运用公债工具，可以适当增加公债量；但为了防止超过最高理论上限及由此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不良影响，可以考虑在增加公债发行的同时，加大通过公债买卖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将公债予以货币化，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同时，提高铸币税收入，抵顶一部分财政赤字融资，这可反过来替代一部分公债发行，使公债规模保持在合理界限内。另外，基于中国利率机制以及利率水平和资本流动的环境条件，应适当延长公债期限结构，并考虑发行一部分境内外币公债。
参考文献：
1.[美]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谢平，《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
3.袁东，《国债市场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4.袁东，《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东方出版社1997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