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选修一门“农业研究”的课程。教授讲起他访问美国一家农场的经历。被访的农场主是一个典型的“单干户”，其家庭农场基本是他一人经营。每天早晨，他都要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将一望无际的农场巡视一遍，从撒药到施肥，都可一人胜任，不到农忙季节不用雇人。教授问他：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农场，需要全套的现代化设备。而在这些现代化设施中，哪一件对你最重要？农夫回答：“计算机”。高度的现代化农业，早已使美国的农夫告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岁月，象耕地、锄草、播种、收割等等体力劳动，早已被机器代劳。农夫越来越象个白领，常常坐在计算机前，上网了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各种农业原料的价格、市场走向、股市及农业投资的动态，由此换算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利润率、和未来生产战略；同时，他还要通过计算机了解各种农业科技动态，设计改善自己农场的方案；并且和各种销售商、农业组织、以及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取得联系。简单地说，美国的农夫与其说是个种地的粗汉子，倒不如说是领导一中小企业的总经理(CEO)。
中国加入WTO以后，赤手空拳的中国的农民，就要和这样的竞争对手在市场上一拼。这是一场土造鸟枪与隐形飞机之间的战争。就算中国能享受的农产品补贴比人家高几个百分点，你相信中国的农民会赢吗？中国的农业如不彻底改革，那么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农村就将被滚滚而来的外国农产品所淹没。大批失业的农民，将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笔者不久前曾在“早报”上撰文，呼吁中国政府改革户籍制度，吸引农民进城，通过高度的城市化减缓人口的增长速度。然而有人反驳说：中国是个以农为主的国家，不可让农民放弃农业。殊不知，农民进城，不仅不是放弃农业，反而是解决农业问题的第一步。
中国农村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人口过密而带来的基本生态危机：耕地不足。黄宗智教授曾出版了两本对中国农村的经典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家庭与乡村发展”，提出了中国农村发展“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问题：中国自明代以来，农业的总产量虽有大幅度提高，但这种提高，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由大量劳动力的投入所致。产量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效率不是随着产量的增长而提高，而是降低。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一是家庭小农经济主宰了中国农村。黄教授运用俄罗斯经济学家蔡雅诺夫(A.V.Chayanov)的理论分析：在家庭经济中，多余的人手不会象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被解雇，而是被投入生产过程，哪怕这一劳动力能创造的价值远远低于市场上一个劳力的工资。这种“赔本买卖”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这个多余的人手不管干不干活，总得吃饭，总要消耗家庭的经济资源，把他放到地里干活并不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反而能增加点儿产出，总比闲着白吃饭好。人口越增长，家庭的这种多余人手就越多。而多余人手越多，家庭经济的多余“雇用”就越多，每个工时所产生的劳动边际报酬就会递减。历史上所谓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使更少的农业人口能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这样才有工业化的劳动力资源。而中国的发展是，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在人口的压力下越来越低，离工业革命的前景越来越远。用黄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尽管学界对黄教授的结论有很大争论，中国地少人多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江南的稻米经济与旱地农业不同。水田要求的劳动力投入高，产量也高，不仅能承受更大的人口压力，而且需要有较高的人口密度才能维持。美国的中国农业史泰斗帕金斯(Dwight Perkins)甚至认为人口增长是中国农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颇有洞见。但即使考虑到水田的特殊性，黄教授的理论仍颇有说服力。明清江南民谚曰“一夫耕十亩”，即一个劳动力耕种十亩地时劳动生产率最佳。但日本汉学大师松村佑次的经典研究表明：清末民初江南一般地主出租的土地平均面积不过是两、三亩。一户农家即使能租到两块地，也不过是五、六亩，平均到每个劳动力头上就更少得可怜，根本谈不上劳动力的效率。如今中国人口又翻了三、四翻，耕地面积却无实质性的增长。农民一夫平均能耕几亩地，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