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之后，当邓小平将他与毛的关系描述为“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帝制”继承关系时，他刻意掩饰了毛泽东死后“变态帝制”权力秩序重新组合的真实原因。邓小平其实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作为一个曾几度被罢黜的政治人物，邓的上台是“接班人危机”的产物，他的复出意味着毛建立的制度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链条断裂”。这一断裂既意味着政策层面的断裂，也是治理模式的断裂，当邓击败毛的正式继承人华国锋而执掌最高权力时，其意义不啻于毛氏“变态帝制”之颠覆。这注定了邓小平时代必然会带有一些“非毛化”特征，因此，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权力不是来源于继承，那么，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以“改革”的方式来重建。从此，中国迎来了经济改革的时代。
邓小平时代以经济改革闻名，但变化的源头却是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思想”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循着一条“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改革）──政治路线（统治合法性重建）──组织路线（权力斗争与重组）──经济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路线图”前进。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与“成功经验”是“只经改不政改”的观点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邓时代与毛时代相比，的确有很多差别，比如，政治高压有所减弱，经济自由有所放大，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对外部世界有所开放，但邓时代仍然是毛时代的局部延续。让邓小平登上权位的主要力量是在“文革”时期从政治舞台上跌落的中共元老们，所以邓小平及其执政团队几乎无法悖逆代表特权利益的党内元老们。在邓时代的初期，变革大体上是一个良性的过程，表现出理性化、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特征，以至于不少知识分子曾普遍预期，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平缓、自然、有序地过渡到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新时代。然而，这种预期被证明只是一个梦想。一些知识精英曾经想从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导人身上找寻中国突破旧体制的希望，这种希望终于在1989年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