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廓清“中国观”的迷雾，理顺中国变化的脉络，或许有必要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帝制到“变态帝制”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围绕这个轴心，集结了众多的精英势力和民众力量（包括互不相容和相互为敌的各种力量），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改良、变法、动乱和革命。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虽然这一诉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史进程，但它从来不是任何“改革”与“革命”的主要动因），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在这个总体背景下，1911年以民主共和为制度取向的辛亥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帝制在它被颠覆的那一刻又以变态的方式复活了。
1949年，“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重新聚集为一个集权政治的共同体。其实，亡清以后的多年内战，若撇开那些西化的“主义”、“党”、“领袖”之类的词藻，与刘邦项羽、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们的游戏规则并无二致。当“革命”终于陶冶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之后，又一轮的“改朝换代”也就落下了帷幕，新的执政党因为“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理由在中国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丰功伟绩”的真实意蕴──“彼可取而代之”──被遮掩了起来，同时它被普遍地理解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甚至被解释为近代中国“根本任务”的“完成”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全中国唯一“一贯正确”的政治领袖──超出这一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而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无所适从了。
民众对新政权与毛的服从，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悠久的天命帝制和改朝换代传统、中国古老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理想、新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及其政治精英们精心编造的“一贯正确”与“雄才大略”神话等因素。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毛成了真理的化身，在世俗观念里，毛就是“天子”；被肢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被虚饰了的中国传统帝制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本人称之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以“斯大林加朱元璋”来比喻毛式体制则更为贴切。而许多文化知识精英认同毛及其同事们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资格和权威，并不是因为后者建立了一个取代大清帝制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更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在恢复这个专制大国“仰赖万岁”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凝聚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分类，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的变态帝制具有卡理斯玛型统治与传统型统治相结合的变形特征[2].但是，社会主义变态帝制的统治结构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它在两个方面面临严重的困局：一是毛泽东的卡理斯玛品质（或译作“超凡魅力”）不可能由个人继承，亦很难向“党”的后继统治群体转移，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这种制度存在着内生的难处\字号（3）{[3]；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以其实效证明它优于自由民主制度，这又影响到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权威，于是急躁冒进的政策反而导致更大的失败，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其政治经济政策已全面破产，无法延续，因此在党内外出现了对政策、制度乃至领袖的“信仰危机”。事实上，从毛泽东的晚年起，变态帝制就不得不应对“接班人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双重困局。毛泽东死后，虽然他的画像依然居高临下地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却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这是毛未曾预料到的、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巨变”。二、“邓小平模式”下中国改革的“安全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