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球化进程的管理者
国际不存在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政府间组织本质上只是国家间多边合作的产物与实施者。但是各种类型的政府间组织，特别是普遍性国际组织和一体化组织，正越来越多地获得成员国转让的职能性权力，用以管理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在一定意义上行使着国际社会的政府性行政职能。譬如，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社会和文化的上，有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间组织来组织、管理与协调有关工作。在国际资金的筹措、借贷、投放方面，政府间组织充当着国际分配者的职能。而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现有政府间组织分配职能的改革和强化。政府间组织的管理者职能，在管治全球性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对环境问题的管治。联合国在管治全球性问题上，一直发挥着中心作用。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作为最普遍的国际组织，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可以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建立有关机构、制订相应规章，担负起磋商、协调、推动和监督作用。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对于唤起国际社会重视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于1989年通过了性的第44/228号决议。该决议确认了发达国家应当对防治地球的污染“负主要责任”，“必须将新的、额外的资金引入发展家，以保证它们充分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工作”。（注：参见袁士槟、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两年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落实此次会议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的实施进展情况，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一个职能机构，负责监督整个联合国系统对与环境和发展各项综合目标有关的活动。此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等合作，组织制订和通过了有关治理大气、海洋、濒危物种、南极和有毒废物的贸易等数十项重要的国际环境协定。（注：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08-209.）
（2）对体系的监管。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等全球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一方面，制订、实施与监督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投放、借贷和分配方案；另一方面，它们负责调整或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和确保主要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相互抵触或者对国际社会其他地区造成损害。政府间组织的这一监管职能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尤为突出。众所周知，的国际金融体系具有灵活性的优点，但同时存在着不稳定的威胁。有人指责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幕后元凶。在一个私人资本市场已经全球化的当代世界，面对着市场这个已逃出潘多拉盒子的妖魔，IMF或其它监管国际金融体系的组织，担负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IMF旨在稳定国际汇率、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和贷款解决成员国的外汇资金需求，它在缓解一系列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1996-1997年间，IMF所发放的救援贷款高达60多笔。在1997-1998年处理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中，IMF向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了近800亿美元的紧急捐助贷款。巴西金融危机发生之初，IMF从1998年11月开始向巴西提供了一揽子高达415亿美元的资金救助。（注：参见邢毓静：《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发展》，载《国际金融》1997年第10期；周兵：《浅析联合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的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IMF在提供救援贷款的同时，往往还提出涉及私有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税收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市场导向以及非经济调整措施等贷款条件，试图促进受援国融入全球一体化的潮流。虽然IMF通过贷款条件对借款国开出的“药方”并非全是“良方”，但不可否认，IMF的许多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经济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注：全球管治委员会认为，虽然对IMF的某些具体计划的批评是合理的，但它们中的许多是与过去执行IMF的制约条件缺乏敏感性有关。尽管该组织的制约条件引起了不满，现在的问题往往在于整个全球国际经济体系的工作，而不是MIF.见注（13）引书，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