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