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 4 84
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 5 74
针对外地人的各种收费 6 61
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 54
住所不稳定 8 51
生活条件差 9 48
害怕生病 10 41
表10中，被访农民工对生活条件、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排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而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是主要的，后者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因此，虽然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作为一种身份体系的户籍制度给每一个人打上了身份烙印，为每一个人确定了社会地位，此种定位的影响是长期的，亦非短期的变革可以消除。
2.户籍制度塑造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锁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
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注：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反应，体现了同样的滞后特征。在城市里众多农民工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少农民工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但是，当问到农民工的长远打算时，绝大部分人却回答：准备回家乡。在这里，决定农民工生活目标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预期。
研究表明，长期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循环流动的：年轻的不断出来，年纪大一些的就回家乡去了。因此，回家乡是多数农民工的一种生活预期。
这里所说的“生活预期”包括两方面。一种是他人预期，即当一个农民工外出时，他的家人对其生活轨迹有一种预期。表11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最终绝大多数一定会回到家乡。
表11 据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会回家乡定居？（1999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会回来 210 89.7
不会回来 24 10.3
合计 234 100.0
第二种“生活预期”是外出农民工自己的预期（参见表12）。两种预期虽有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预期最终是要返回家乡的。这里，显然户籍起着首要作用。
表12 城市农民工本人对未来的打算（2002年）
对未来的打算 人数 百分比(%)
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 62 20.3
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 84 27.5
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 27 8.8
北京不能发展就到别的地方去 38 12.4
争取在北京定居 61 19.9
决不回家乡（回家探亲除外） 17 5.6
其他 17 5.6
合计 306 100.0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证明，农民进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这里的数据表明，虽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由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却是一道巨大的心理鸿沟，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不可逾越的。推拉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长远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户籍制度。所以，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度结构，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严格的“铁律”，这样就在广大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长久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这种“心理定位”的现象一旦出现，几代人都无法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威廉·奥格本“文化滞后”的心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