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上面的描述，我可以说，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是守不住儒教传统的；而陈明式的“中体西用”（以族群、个人生命的利益需求和意志表达为体，以西学为用），与其说是为儒教复兴打开了大门，倒不如说是为全盘西化提供了方便。陈明先生有种说词，即儒学是一种话语系统，它有助于表达中国人的生命意志和利益，因此中国文化的归宿必然是儒教。我真心希望结果会是这样的。但现实却是，这种海德格“语言是存在的家”式的论断，同样会被海德格本人“语言是存在的囚笼”的观点所吊诡。看看北大清华的学生吧，一些人竟然只能用英文写作，而用汉语写情书却只好找枪手。或许这是个滑稽的例子，但悲哀更在于，我们现代的年轻人，不但不以之为耻，而且正是要突破语言的囚笼，并认为英语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正是这点，迫使我追问，如果按照这种趋势下去，儒教的复兴何从谈起？一个庞大积久的儒教传统，难道就会这样黯然退场？我从根本上反叛这种趋势。这不但基于我的作为斯文斯土生养浸染的中国人的一种情感，而且是基于我圣人之道的体悟和对现实的分析判断。
情感的问题，自是不消说了。我所体认的圣人之道，即是其道相通为一，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它存在着陈明先生所说的在功能上的分殊，但是这些分殊的层面，亦必然存在内在的关联，互为制肘。我不可能想象这种事实会真的存在，即在精神气质上我们是儒教的，在制度上我们是自由宪政或民主宪政的，在经济上我们是自由市场的。
当然会有人说：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自由市场的经济了。然而我也要说，我们的制度还不是民主宪政或自由宪政。而且，事实的发展也未必会导致自由宪政或民主宪政。假如我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即是某种观念理念的产物，如同韦伯命题所揭示的，而中国已经出现了自由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要么儒教与新教在精神气质上本是相通的，要么是并不相通，而是儒教天然或自然就有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动和能力。在这里，我是对儒教资本主义持肯定的看法。尽管我本人对“东亚奇迹”这样的提法并不欣赏，但我不反对它。因为我相信，正如余英时所揭示的，儒教与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不冲突，或者说，根据儒教的理念和社会的发展，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前进将会孕育出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并不是持有一种比附的观点，认为别人有的东西，就说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早就有了，这在事实上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越感。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因为别人的东西、西方的东西在先，而我们后来出现的同样的东西，就必须说或必然是采用了别人的东西或西方的这个东西。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说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别人在先的东西当作了一种预设，乃至是潜意识。这种预设，又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已经全盘西化了，或者中国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乃是因为全盘西化不够。无论如何，这种观点皆是认为，不但现行体制必然变革，而且儒教也是毫无用处，当然也就谈不上儒教的复兴了。陈明先生拒斥这种观点，用儒学功能属性的方法分析问题，认为我们在精神上是儒教，而在制度上是自由宪政，在经济上是自由市场，是可信可欲可行的，并认为自己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这点，我不知道陈明先生的观点对事实的解说是否有效力，而且我也不知道这种预期是否会顺利实现。但我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是儒教内在发展的必然的趋势和结果，而不是嫁接移植的产物。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判断，而未必是事实，正如韦伯的判断也会遭到质疑一样。
回到制度上来，并且把制度问题化约为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善的政治自然是一种可欲的东西，但我的疑惑在于，善的政治是否就必然表现为一种模式，比如自由宪政，或者民主宪政，或者爱国宪政。我的疑惑使我必须解决善治的实质是什么，或者实质的欲求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如果把善治理解为只有一种模式，那么善治的实质和模式就必然是一体不二的，或者只能是宪政。我认为，善的政治的欲求，应是实质或结果的善，而不是手段和程序的善。这个善，自由民主平等等等皆可包括在内，如果非要做个本质的描述，勉强地可以用正义这个概念来概括。因此政治的善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