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题材的文学叙事通常不会受到来自生活材料本身有意识的规范与限制（被指责为“影射”或者侵犯个人隐私的作品除外），作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合和改造这些材料。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则不同了，它常常要受到来自历史叙事的严厉监视。历史叙事认为自己有权对建基于自身之上的文学叙事进行评判与限制，在历史叙事看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的派生物，使自己的附庸，因此不得超越自己的藩篱之外。这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常常受到来自历史学界否定性批评的主要原因。
说来也颇难人寻味，迄今为止本人看到的来自历史学界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说，一无例外地都是批评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历史叙事为什么要“越界”地去规范文学叙事？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听一听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进行批评的。
批评要点之一：有硬伤。这是最常令历史学家诟病的事情。例如“孝庄”本是顺治皇帝生母死后的谥号，她本人生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决不会以此自称，可笑的是在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这个人物却是口口声声“我孝庄”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影视剧编导的文化水平有限，敬业精神不够，故而此类硬伤在今日荧屏上的确比比皆是，令人喷饭。其他如某大臣与别人谈及皇太后时称之为“母后”，让宋代武士穿上明朝锦衣卫的服饰等等知识性错误，都是历史学家深恶痛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认同历史学家的立场。
但是另有一些被历史学家看作是“硬伤”的，就值得商榷了。例如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学家的文章指责某影视剧中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时的年龄与历史记载不符，某件事情根本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所为，某个剧中人物的经历与实际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等等。此类指责是最为典型的将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的例子。文学叙事，即使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也还是文学叙事，其叙事准则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剧中人物的年龄、经历、脾气秉性甚至其存在与否等等均可以，而且应该是根据整部作品的总体构思来安排所的，而不应该是根据史书记载来安排的。这些都不可以“硬伤”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