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若非如此，信仰在存在之中便毫无位置，信仰就是一种精神考验，而只要亚伯拉罕稍作让步，他就会遭到遗弃。
这个悖论无以调解，这特别是因为那个个人仅仅是那个个人。一旦那个个人想要在普通性中表达他的绝对义务，或者说，一旦那个个人想要在普遍性中意识到他的绝对义务，他就会承认他卷入了一场精神考验。由此而来，如果他拒不接受它，他就不会实现那所谓的绝对义务；而如果他不拒绝接受它，他就是有罪的，尽管他的行动最后证明是在履行他的绝对义务。那么，亚伯拉罕实际上做了什么呢?要是他对某人说，我爱以撒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要我献出他是如此地困难，他人可能会摇摇头，然后回答说：为什么要献出他呢？如果他人很精明，他也可能通过亚伯拉罕看出或觉察出，亚伯拉罕正在密示一种与其行为相抵触的感情。
亚伯拉车的故事包含着这样一个悖论。他对以撒关系的伦理表达是，父亲必须热爱儿子。然而，与同上帝的绝对关系相对照，这种伦理关系却是相对的。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亚伯拉罕并无别的回答，而只有这是一场考验、一种诱惑，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它是为上帝和为自己的一种综合。这两个方面在日常语言中是一致的。比如，我们看见某人在做某种与普遍性不一致的事情，我们就会说他几乎不是在为上帝而做，而是在为自己而做。信仰的悖论丧失了中介物，即普遍性的东西。一方面，它是最高的自我主义的表现(干可怕的事情，为自己而于)；另一方面，它又是最绝对的献身的表达，即为上帝而做。信仰本身不能够被调节进普遍性的东西，否则它将遭到废除。信仰即这样一个停论，个人简直不能使他自己让任何人理解。人们幻想个人能够使他自己让处于同样境况的其他个人理解。如果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设法偷偷溜进伟大之中，这样的观点就是不可思议的。信仰的骑土根本不能帮助他人。要么个人通过接受该悖论成为信仰的骑士，要么该个人永不变成信仰的骑士。在这个领域中要成为饮伴是无法想象的。只有那个个人才能给自己对应让以撒理解些什么的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尽管一般说来，应让以撒理解什么是可以得到准确的解决的(附带说一句，这是一个好笑的自我矛盾，一个使个人面对的好笑的自我矛盾，因为这个个人实际上处在普通性之外，而当他设想作为外在于普追性的个体而行动时，他又处在了普遍性的范畴之下)，该个人除了被作为个体的他自己所说服而外，不可能为任何他人说服而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即便有人怯懦、卑下到想要靠他人的责任而成为信仰的骑士，他也决不可能成功，因为唯有个人才能成为作为个体的信仰骑士，这正是信仰骑土的伟大之处(对此，既然我缺乏的正是勇气，所以我能理解而又必须亲临其境)，同时也是他的恐怖之处(对此，我甚至更容易加以理解)。
关于对上帝的绝对的义务，众所周知，《路加福音》(14：26)曾有一段精彩的教导：“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是一种激烈的说法。谁能听得下去?这是我们很难听得下去的理由。但沉默仅仅是一种无助于事的逃避。与此同时，神学系的学生知道这些语词出现在《新约全书》之中，他在注释书中找到如下解释：在这里和其他一些段落中，去恨意味着(通过弱化)爱少一点，尊敬得少一点，礼遇得少一点以及什么也不要相信。然而，这些语词出现的上下文似乎并没有证实这一引人的解释。在随后的词句中，我们被告知，一个人想盖一座楼，首先得作一个粗略的估计，以弄清他是否能够完成它，以免他以后遭到嘲笑。这个故事和上面所引句子的近似，似乎表明这些语词想产生一些恐怖的效果，以使每个人都去检查一下自已是否能够盖起那座建筑。
假如那个虔敬的、适应性强的注释家——他试图通过交换的方式将基督教盗运进这个世界——成功地说服人们相信，从语法学上，从语言学上而且通过类比，那就是该段文字的意义，那么人们就会希望他同时也能说服同一个人相信，基督教是世上最悲惨的事情之一。在最为抒情性的篇章之一中出现的那一说教，充满了永恒有效性的意识，但除了夸张的言辞之外却什么也没有提供；而那夸张的言辞除了暗示人们不要那么善良、那么周到、那么热情外，没有任何意义。那一说教表面上是倡导通过使人垂涎而不是使人恐饰来结束恐怖，然而，它肯定不值得受人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