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任学军同志是来自基层的人大工作者，请你谈一谈，人大工作创新目前存在哪些困惑？
■任学军 近年来，人大地位不断提高，功能不断拓展，作用不断强化，人大工作的整体职能、运作机制和工作格局也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人大制度的创新、变迁毕竟还是一种缓慢的“爬坡式”推进，其步子和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与依法治国的命题更是有较大的差距。
人大工作的创新，还存在很多的困惑。首先是制度连接的断裂，即换届现象。换届本来是一种制度安排，但由于缺少人大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干部结构的合理配置，换届几乎变成了换人的代名词，每一轮换届都会带来人大工作的断层，使得整个人大工作并不是呈现线性式发展，而是陷于五年一周期的波浪式反复。一些从党委、政府部门转岗到人大工作的领导，刚进来时还有一种新鲜感，有思想，有干劲，有魄力，也想着法子争先创新。但呆久了，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原来的“腾挪”手段在这里根本用不上劲，只能沿着过去的惯性“走走形式过过堂”，特别是临到换届，思想退了，精神散了，冲劲没了。
其次是制度执行的障碍，即结构性软弱。监督与执行应该是对应的。相对于“一府两院”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人大可以说是最“精干”了，特别是财经工作，几乎占据了人大的一半工作量，却只有三五个人管着这么大一摊子，怎么忙也忙不过来。尽管可以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但由于人大代表非专职化，在会议上有些代表只充当“捧场”角色。即使是作为权力核心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并未精英化，其人员构成更多地是为了考虑组织意图的顺利实现而“内部圈定”，专业结构、阶层结构、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尽管我们并不承认人大工作是处于“二线”，但实际上转岗到人大工作的同志，其履权意识、责任意识、政绩意识都大大不如原来在党委、政府工作时那样富有激情和干劲。而且大多数年龄偏大，这也就难怪一些委员 "听数字头痛，读报告语塞，看材料眼花”。
第三是权力失灵。从理论上讲，人大执掌着国家最大最高的权力，“一府两院”不过是执行机构。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么回事，甚至反让人有一种倒过来的感觉。这里除了人大自身“不作为”因素外，更大的困扰却是因为“难作为”。有些地方政府对人大的信息披露不彻底，该告知的未通报，该通知的不及时，使得审议和监督总是走不出“政府报告什么，人大审议什么；政府怎么报告，人大怎么审议”的怪圈。
四是权力人格化。人大是最讲民主、最讲法制的机构，集体行权的方式决定了这一机构的议事特征。但哪一届人大工作最辉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人大主要领导的政治权威。如果人大主任是从党、政正职岗位上转过来的，肯定要比从党、政副职岗位转过来的强；从党、政经济、组织等实权部门转过来的，肯定要比非重要部门转过来的强。这几乎是一个铁的规律。这种权力人格化的现象，不断地影响着人大工作的发展，使得人大集体行权行为中的个人因素无处不在发挥作用。
记者 各级人大经常有创新之举，如述职评议、个案监督，但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是“大路不走走小路”；一些地方人大创新了某些工作方式，但只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实际上以后就变成“走过场”，为什么？
■任学军 这也是人大工作在创新中常常遇到的困惑。创新是一切工作的动力来源。目前人大工作中却存在着一个“创新有余而守旧不足”的问题，形式变化过快，实质变动缓慢。一旦一项新的探索形式固化为制度以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威严，只得重新去寻找另一种新的方式去替代，这种创新冲动与改革时滞的两难矛盾，不断地冲击着人大制度建设的发展。而且，人大工作创新的空间和思路并未完全打开，一些所谓的创新方式只是新瓶装旧酒，重新作了一下包装而已；还有一些创新方式并未真正成为人大日常监督的有力手段，而只是起到了某种新闻轰动。在有的地方人大工作的某些“创新”之举最终是否会作为制度沿续下去，更多地是取决于领导权威，而不是人大自身对已有工作和职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