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极权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极权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 “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专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