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啡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高于玉米，种咔啡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这是导致该国大片农田用于种植咔啡的原因。假如农民种植咔啡挣了钱，然后再用钱去买粮食，那么种咔啡倒也不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咔啡大部分不是在属于普通农民的土地上生产的，而是属于少数富有的农场主的私人财产。
土地所有在萨尔瓦多很不平均。全国有近一半的农场是一些一公顷以下的小农场，由普通农家用于生产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全国只有1.5%的农场是占地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但是这1.5%的农场主们却占有了全国农田的近一半。这种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有者手中的状况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后殖民时代仍然继续加剧。到50年代，全国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业人口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到7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1%。
在萨尔瓦多大部分粮食是由小农场生产的。占地5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只拥有全国16%的农田，却生产了全国51%的玉米。而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 占有全国48%的农田，而生产的玉米却只占全国玉米产量的19%。占农场总数85%的5公顷以下小农场的咔啡产量仅占全国8%，而占农场总数0.9%的100公顷以上大农场，咔啡产量却占全国51%，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显而易见，靠种咔啡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大农场主。
杜尔海姆的研究还发现，农场越大，其农田的利用率也越低。占地一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大多精耕细作，绝大部分田地都每年用于种植。而那些大农场，几乎有近一半的土地是用来长草养牛。养牛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当然比种粮食低，但是挣钱却比种粮食多。
杜尔海姆总结出两点结论：
第一：萨尔瓦多的粮食短缺不是因为土地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维持当地人的生活，而是由于大片土地没有充分利用，或用于生产出口作物。
第二：土地资源的短缺，并不是因为人口太多，没有地方可去，而是因为在不断的土地竞争和兼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被从他们原来的土地上排挤了出去。
总之，人口增长对饥饿和贫困的产生是有影响，但萨尔瓦多的情况说明我们不能将“人太多”看作一切问题的症结。人口增长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影响着人们解决人口和生存问题的方式。因此，决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会发生饥荒和贫困。
发生在萨尔瓦多的情况并不是个特例，而是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人口增长加上土地兼并，不啻雪上加霜。普通农民即使勉强保住自己的农田，也会由于自家人口的增加而导致贫困。由于贫困，他们或者向富人租地，或者把自己的地卖掉换钱糊口，或者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只会使他们更加贫困。
这是不发达国农村贫困人群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这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也很普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差不多历代朝廷都花大力气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抑制大地主经济的发展，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历代田制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样做政治上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因为大地主势力的膨涨必然导制地方割据和分裂。但对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打击，客观上对广大农民有利。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往往是“均贫富”。而有作为的贤明的皇帝、宰相，往往正是在“均贫富”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在政治上历代开明的朝廷也设法抑制大地主的势力，剥夺地方地主的武装，只让国家掌握统一的军队。实行科举制度，让熟读圣贤书，忠于大一统的人来从政；不让大地主大商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却让出生贫苦农民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所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遏止了中国古代社会急骤走向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社会能有持续稳定的发展，颇得益于这种大一统的稳定局面。至于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相对滞后，大一统成了“进步”的阻碍，使中国不能尽快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属于需要引入外来因素的参数加以讨论的复杂的世界史的问题，这里暂不申发。但就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自我封闭的社会内部进行自我调节，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而言，中国封建朝廷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大一统，遏止分裂，缩小贫富差别等等努力和措施，应当说是正确的、明智的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