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看法则与此相反，认为人口、自然灾害固然是触发或加剧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短缺问题，佛朗西斯·摩尔·拉贝(Francis Moore Lappé)和约瑟夫·科林斯(Joseph Collins)在他们的专著《粮食第一》和《世界饥荒十二种神话》[2]中，对绝对短缺的神话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任何国家的土地资源本来都可以养活本国人口。造成贫穷和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源的不平等的占有与使用。换句话说，是由于从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留下了一种极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使资源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同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也仍然影响到这些国家资源不平等、不合理的配置与使用，对这些国家的饥荒与贫穷也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不均论”。
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根据支付能力，而不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配置与使用资源的。例如，美国人要喝咔啡，要吃糖，他们有支付能力买这些东西。于是中美洲的富有的大农场主们便纷纷把他们的土地用来种植咔啡豆和甘蔗，因为这些农作物可以为他们带来高利润，赚到更多的钱。赚了钱以后，他们可能又会拿出一些钱来再买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美国人肯花钱买的东西。至于本国农民需要土地种粮食养家糊口，则谁也管不了了。
西方大国通过自由贸易及经济互补等原理来控制其他国家经济的伎俩，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的管仲就成功地使用过。他在齐国铸造货币，向周边国家单一购买某种农产品，迫使这些国家种植单一的农作物。而一旦齐国停止向这些国家购买这种农产品，便使这些国家出现粮食饥荒，不得不听命于管仲所在的齐国。
“不均”论者并不完全否认“贫寡”论者所说的那些道理，人口的绝对增长和自然灾害的出现，也的确会使一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有所下降，乃至引发饥荒。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人口固然在增加，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的重新组合等等，本来是可以为所增的人口提供所需的粮食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资源太少，而在于由太少的人占有和控制着太多的资源。即使在那些发生饥荒的国度，如果能将当时所有的粮食进行平均的分配，也还是能够为人民提供基本口粮，不至于饿死太多的人的。本世纪60年代，在孟加拉地区饥荒高峰时期，该地区的粮食却仍然在出口。这一现象典型地提示当时发生在那里的问题，绝不止是粮食的短缺，更重要的是当时那些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民众，对那些出口的粮食没有支配权，因为那些粮食控制在少数不愁吃不饱肚子的富人手中。
人类学家威廉·杜尔海姆(William Durham)在其专著《中美洲的贫乏与生存》中，对萨尔瓦多这个国家的饥饿和贫困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3]，很能说明资源的“贫寡”与社会的“不均”在促成一国饥荒与贫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初看起来，萨尔瓦多似乎是一个典型绝对“贫寡”的例子。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经过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人口翻了七番，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700人，高于中国和印度。为了增加农田，该国大片森林被砍伐，这又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等不良后果。人均粮食生产水平逐年下降。从50年代开始、粮食进口逐年增加。从这些迹象来看，这个国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由于人口剧增导致资源绝对馈乏的例子，可以用来支持“贫寡”论者的观点。
但是如果再深入细致地分析一下，则会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现象，并非导致大多数萨尔瓦多人贫穷和饥饿的全部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虽然该国的基本粮食(玉米、大豆、大米)的产量自50年代开始是在不断下降，但是整个农业生产水平还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保持着平衡的。人均粮食产量之所以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土地上的人口增加了，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田不再用来生产粮食，而是生产专供出口的农作物，如咔啡豆、棉花、甘蔗。到了60年代，全国约40%的农田用于种植出口产品，尤其是咔啡，全国用来种咔啡的农田几乎和种玉米的农田一样多，而玉米是当地农民的主要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