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二，梁启超的国民共同体思想
在现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对民族主义都有论述，但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在问题的敏感和思想的丰富上比得上梁启超。二十世纪初，任公的一部《新民说》，以其“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神州南北，将民族主义的思想播种到无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不愧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之第一人。梁启超一生多变，就民族主义思想而言更是如此。其民族主义思想，以《新民说》为轴心，大约分为四个阶段：前《新民说》时期、《新民说》时期、后《新民说》时期和民国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天下主义转向民族主义，那是发生在《新民说》时期之前。第二个转变，是从国民主义转向国家主义，那是发生在后《新民说》时期；第三次转变，是从政治民族主义转向文化民族主义，那是发生在民国建立和五四时期。而在思想史上发生最大影响，最能体现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精华的，乃是《新民说》中所代表的国民共同体论述。
1,从天下到国家
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5 如前所述，中国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另一个是以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晚清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开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之后，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天下主义中的华夏主义世界地理观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但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作为儒家社会政治的终极价值，依然存在。在前《新民说》时期，大约在1896-1902年，梁启超开始萌生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但这个时候，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的一部分。他以“群””这一概念来表述社会的各种共同体，“群”分为各种层次，有“国群”和“天下群”之分，16前者指的是民族主义，后者指的是天下大同的儒家乌托邦世界。正如张灏所分析的，在梁启超那里，“群“不仅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和观念，而且在其背后也有一套相应的宇宙论和社会观。“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合群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客观法则，也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17 显然，这种以“群“为客观法则的公理观，与传统中国以“仁”为道德原则的天理观是冲突的，前者视自然竞争为当然，而后者所追求的却是一个和谐、中庸的天下大同理想。不过，在《新民说》之前，这两种矛盾的世界观在梁启超思想中并列存在，它们之所以相安无事，乃是被分别置于公羊三世说的时间序列里，在据乱之世，需要富于竞争力的“国群”，到了太平之世，就会出现一个和睦大同的“天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