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颂》里的阶级敌人黄国忠也与钱守维一样蠢笨且莫名其妙。本来他是逃亡地主，原应夹着尾巴避免惹是生非，可不知怎么的，偏偏对"堵江救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先是唆使队长阿更提前点火烧窑，后是赤膊上阵自己跑去毁坏大坝，所有的动作都似乎为了早日自我暴露。为了让他"跳出来"，创作者安排了拦江大坝工程塌方，急需大批柴草，明知道近在咫尺的龙江大队几个小队备有准备烧窑的柴草，可指挥部采取的"紧急措施"却是"向兄弟社队调运"柴草，给黄国忠唆使队长提前点火留下莫名其妙的余地。或许"指挥部"的同志为了减少龙江大队的损失而不顾迫在眉睫的塌方舍近求远调柴草，身在现场的江水英应该当机立断组织突击队将龙江大队的柴草就近调到大坝上，然而为了给黄国忠的阴谋留下时间，也是为了将李志田调离烧窑现场，居然在这节骨眼上有人通知说："水英同志要大队长到坝上商量。"为了让黄国忠更进一步"跳出来"，创作者在第八场又安排了关闸断水事件：由于江水上涨，给旱区送水的闸门溢出的水正威胁着龙江大队的500亩良田，黄国忠来劲了，一面散布"旱区已经有水了"的谣言，一面撺掇李志田关掉供水闸门。李志田在他的唆使下竟不顾贫下中农的劝告决定关闸断水，差点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其实，拦江抗旱是全县的大工程，一个龙江大队大队长怎能擅自决定是否开闸断闸？这其中的荒诞不经似乎只有在阶级斗争的特殊逻辑上才能解释得通。
在所有样板戏中，《龙江颂》表现的阶级斗争最为平淡，最为勉强，也最为牵强，可以说漏洞百出。为了让阶级敌人黄国忠最后暴露，创作者不得不出此下策，安排他狗急跳墙直接去破坏大坝，被守候和跟踪的民兵逮个正着。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无技巧可言的安排乃是鼓吹阶级斗争戏剧的通行方法，那么，有关黄国忠真正面目的暴露则完全是胡编乱造，甚至不符合当时的生活常识。支部书记江水英不知怎么的已经掌握到黄国忠原叫王国禄，而且解放前就住在后山，可她偏偏不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外调，而是私下里向盼水妈打听，引来了一段忆苦思甜，一次便确认了黄国忠的身份与罪行。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既不通过组织关系外调，又擅自随意向贫下中农透露党支部掌握的敌情）的做法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忌讳的，《龙江颂》的作者们为了完成政治表现和宣传的任务，对生活真实合理性的罔顾与挑战几乎到了百无禁忌的境地。
我们分析样板戏的上述艺术缺失，都是在比较低层次（比方说，生活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合理性）上进行的，离"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标准相距十分遥远。就是在这样的判断层次上，样板戏的缺陷也还是难以尽述。例如戏剧结构上的严重缺陷就很值得注意，《红灯记》第11场《胜利前进》完全是蛇足，在这方面，《智取威虎山》的结尾就解决得比较紧凑。最不堪的是《海港》的结尾，为了营造一个剧情的高潮，煞有介事地弄来一份电报，通知说前往非洲的外轮按时开航了，然后便是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好像这按时开航是罕见的事件，是难得一遇的莫大的喜讯--热烈得极为荒唐。至于人物设置的松沓，语言的乏味粗糙等艺术缺陷，更是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如此诸多缺失的揭示当然不是为了给这些日趋复活的荒唐戏剧提供修改、"完善"的建议，而是试图证明，这些彻底政治化了的样板戏其实在艺术上从来并无精心构建的痕迹，它们从根本上说就不是正常的艺术作品，更不用说是有生命力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