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种自然主义虽然活跃在哲学水平上，但必须在实际过程中加以把握。它
根本不可能在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理论中找到在范式上与之相对的立场，足以使在
其世界中的人从非客观主义的角度描述自己。主体有意识的生活具有着双重立场，
我担心，这和系统在一定范围内捍卫自身而具备的双重指涉——自我和周围世界
过于相似了。
我认为，一种供交往理论使用的语言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制这种自然主
义，其理由在这里本不必讨论。但亨利希的怀疑迫使我至少得就意识范式和理解
范式之间的区别做出深入阐明。
近百年来，围绕着从古典推理逻辑向现代陈述逻辑的转变、从对认识的对象
理论解释向事态理论解释的转变、从对理解和交往活动的意向主义解释向语言理
论解释的转变，一句话，从对意识事实的反思分析向对公共语法事实的重建分析
的转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论证。
就此而言，意识哲学的解释力量和语言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者之间并不
对称，因为意识哲学的着眼点在于表现和处理客体的主体的自我关涉，而语言理
论的出发点则是语法表达的理解条件。我赞同亨利希的意见，对使用个别语言表
达（如单数第一人称人称代词）加以语义分析，并不能充分解释清楚自我意识现
象。可是，亨利希反过来又放弃了用意识理论解释逻辑和语法表达形式的前提。
为此，他强调认为自我关系和语言能力同源同宗。此外，亨利希的第10条论纲还
认为，“语言交往所发挥的功能包含着言说者的自我关系，而这是其构成条件之
一，是他与生俱有的，就像主词和谓词的命题形式一样”。这条看上去也很有说
服力。这样一来，围绕着言语主体的自我关系和语言表达形式而形成的两个范式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这样一种妥协是经不
住考验的，旋即便会破裂。比如说，我们在建构语言理论时必须明确，究竟是让
作为虚无缥缈的意识因素的无形意向还是让语言符号媒介中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处
于优先地位。人们会得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解决途径，关键要看人们是把主体间在
语言公共体中所分享到的意义当作基本概念，还是从不同的言语者不断重复而表
现出来的意向中推导出主体之间对某一意义相同的表达的理解来。
但第三条途径显得更有优势。一旦语言理论不再从语义学的角度探讨对命题
的理解问题，而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言语者相互之间就某事达成共识的表述，
那么，自我关涉和命题形式就会受到同等关注。要想就某事达成共识，参与者不
仅要理解他们在表述过程中所使用命题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在没有旁观者的语
言共同体中要同时承担起言语和听众的角色。言语者的角色所决定的这种相互关
系使得自我关系成为可能，而自我关系决不会把认知或行为主体的独立反思当作
前提意识。相反，自我关涉源自互动关系14. 这就是说，一个言语者要想通过行
动把信息传送给一个听众，——在面对众多很有潜力的在场者时——，就必须学
会完全从他对手的角度观察和理解问题，就像听众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一视角一样。
交往行为当中视角互换所产生的自我关系可以根据在转换关系中联系在一起
的三个人称代词所构成的系统加以探讨，并根据交往样式的不同加以区分。
这样就可以摆脱掉反思哲学关于主体性和自我关涉的概念从一开始就遇到的
麻烦。在认知过程中自我关涉的主体碰上了被他当作客体的自我，在这一范畴下，
这种自我已经是派生的，而不是源始自我关涉的始作俑者本来的他者——自我。
基尔凯廓尔通过谢林从费希特那里把这个问题接受了过来，并以此为思考的入口，
使在实存当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限于“致命的病态”。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本文第一部分开始的三个步聚。第一：自我只有在自我
意识中才能得以理解。由于反思不可能深入到这种自我关涉的背后，因此，主体
性的自我只是他对待自身的态度。第二：自我对待自身的这样一种态度，作为对
待上述意义上的自我的态度，不是自我设定，就是有关他者的自我设定。基尔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