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宜同情式考述法的还在明清以降的近世和近代。史料愈近愈繁，不仅可辨事实真伪，更能洞悉具体语境。近代学者拥挤于古史狭境，忽视晚近历史。或以为轻视考据治古代史固然不行，治近代史尚无大碍，实为谬见。对此陈寅恪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本来他认为近世资料易得，立论不难，只是收集完整不易。但后来研究陈端升，特别是倾全力写作《柳如是别传》，则自称将一生方法尽注于其中，而怅然于无人为之总结张大。解析此书，为一专门事业，得失见仁见智。惟前贤本意在于展现方法，而方法大要，与近来所谓"语境"法不无契合，即由前后左右书与前后左右事相互参证发明。其一，将合本子注法由单纯比勘文献进为揭示史实，读通所有相关文献的全部情节含义与了解相关人事的上下左右关系相辅相成。而且联系并非就事论事，须通达古今中外，所谓治一字即一部文化史（欧美汉学家运用类书法之弊，在于脱离具体语境强引前后联系，不免曲解原意）。其二，通晓文献的情节含义和有关人事的语境，则历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渐显露，而文献背后的潜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将透出纸背。由此可见，虚实往往相对而言，实事未必实意，而实意常无实事直接表现。欲达此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境，至关重要的一是解今典（鲁迅亦称为新典），若纯解古典，则只知字义，不明语境，不免望文生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二是注意具体殊境与社会常情变态的联系和区别，若二者相混，或以后者代前者，则容易流于比附；三是所揭示的人心，与民族文化的一贯精神密切相关，而非一己隐私。 此法精要，在于读史书与治史事相统一，证有形之事实与显无形之精神相联系，究个别人事与晓民族大义相贯通。
治学无成法，而有定规。此一"灵魂之冒险"事业，"须发心自救" 。而人的秉赋有别，往往难以兼具专精与博通。梁启超和胡适在大刀阔斧与拿绣花针之间均不免临歧徘徊，余者多随性之所近，各执一端。唯有秉赋特异而天缘巧合者能够既博且精，沟通两面。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不如西方科学能够传承普及。 一般而言，固然如此，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冈崎文夫在悼念王国维时说，中国学界的新倾向本应以王一派为指导，"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 其实，除了客观原因，学术本身的性质更具有决定意义。近代中外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便是最佳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