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私域哲学的复活
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政治生活的公共化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私人化，决定了哲学必分化为公域哲学和私域哲学，这在当代西方已经不是个问题。公域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中的现实性问题，而私域哲学的对象则是与人类生活的现实性问题有虚拟的关联即将现实生活虚拟地搭挂于理想世界之上从而获得超越于当下的个人性的生活意义问题。由于生活意义与现实关联的虚拟性，它便只是一种内在于各个人意识之中的主观性的体验性存在，因而关于这种内在体验的哲学思考也便不同于公域哲学的客观现实性特征而具有非客观现实性的特征。私域哲学的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思考，由于个人性体验的多样性或不可限定性，便很难要求其具有一种划一的公共性的存在，至多只能要求其在某一特殊范围内具有一种共通性。在此意义上，公域哲学更近似于普遍性的科学，而私域哲学则更近似于个人性的文学艺术理论。即私域哲学在形态上与文学艺术的个性化创作相类似。
众所周知，任何真正的艺术创作在本真的意义上都是个性化创作，它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今天之所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非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的合一性将文学艺术创作的本性弄得面目全非的缘故。在市场经济（诸领域相对分离）以不可阻挡之势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时，精神文化活动的本性必将复归于我们的生活。今天，这种复归仅仅作为一种自发的现象或至多可以说是一种朦胧的自觉现象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但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自觉。因为所谓真正的自觉，必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解和把握，而迄今为止哲学还没有对其予以充分的关注。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状况由于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正在逐步自觉地走向个性化创作之路，虽然它在前进中遇到了一些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混乱、失语等等。这种文学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被文学批评充分地讨论和关注，然而，它却没有引起哲学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哲学界虽然也早已感到自己的危机所在，但尚缺乏走出一元化、大一统局面的勇气和具体操作，继续承受着社会大众的鄙视和遗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当代哲学是远远地落后于文学艺术的。实际上，这无异于说我们当下的哲学是落后于具体的时代现实的。现实生活变了，哲学必然变化，任何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哲学，都必将为时代所淘汰。文学艺术的个性化创作昭示当代哲学必须与时俱进。故，关心人或人类命运的私域哲学或人生哲学无疑将是今后哲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以“人学”的旗帜出现的哲学就是证明。只可惜，“人学”研究走的仍是传统的科学的“公域哲学”的老路）。不难想象，私域哲学必将应现实的要求冲破大一统的以绝对真理自居的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哲学的束缚而发展繁荣起来。
那么，与文学艺术的个性化创作相类似的私域哲学，其可能形态将会是怎样的呢？
如前所述，私域哲学以私人性的内在精神情感体验为对象，它类似于文学艺术的个性化创作。既如此，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参照、借鉴文学艺术的个性化创作的特点或特征来确定私域哲学的可能形态。
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文革的终结，给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一时期，以报告文学为主要形式的被人们命名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等的文学艺术创作对于文学从政治性的“高大全”的乌托邦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不过，此时的文学艺术创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因为它依然承担了过多的政治功能——民族性的反思、批判、控诉，而没有真正达到个性化创作的水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出现，是进入90年代以来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从整体上看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之下存在着混乱和失语状态，但从某些个别作者的某些作品来看明显地呈现为个性化的文学艺术创作迹象，如大家普遍看好的余华、苏童、格非、残雪、北村、王安忆、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等被文学批评界命名为“先锋文学”的年轻一代作家的某些作品（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诉诸于私人性的情感和内在精神体验的创作倾向。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可以说与传统的附庸于政治的文学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