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
——————中介 ————————中介
———————╲ —————— ——╱
————————文化是再现（媒介 ）
从这个图中可知，文化经验的一个层面总是被另一个层面所中介。比如我们对于一个电视节目、一本小说、一则广告、一篇报纸文章的观感与阅读，总是受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际的形构；反之亦然。如果借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术语，电视等媒介的作用是"管理"我们的生活经验；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同样在"管理着"媒介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组合等）。我们带着自己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爱情观来阅读与理解爱情小说；同样，我们也通过阅读爱情小说增加、形塑或改变我们的爱情观。这样看来，"实体的生活经验"与文化的媒介再现之间是相互辨证的关系，两者不能独立分离开来进行分析，因为各个层面的经验乃是相互中介、相互渗透的。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应当赋予媒介（包括其作用已经大得惊人的现代大众媒介）以什么"中心"的地位，也不能声称媒介拥有什么"决定性"的而不是中介性的力量。
由此可知，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如果的确存在，它也不是单独表现为媒介帝国主义，它毋宁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现象，媒介只是其中的一个运作要素。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日益凸显，或西方媒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强化的支配性，实际上是与社会变迁的其他面向紧密勾连的，它们共同属于现代性的扩散和冲击。因此，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解释必须放置在现代性社会理论这个的更广阔的理论脉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