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三、狭隘民族主义与第二、三次科技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7〕。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8〕。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9〕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11〕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10〕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