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合作社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合作社的发展史以及世界各国信奉的罗虚代尔原则中可以明显看出，合作社要发展壮大并同时对社员实行利润返还。就必须改善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制度，甚至要不断提高社员素质，充分实现效率；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合作社要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改善社员的生活，但 中国的合作社却长期奉行“无盈利主义”．致使今天人们还谈“合”色变．将合作等同于财产的归并。这就是过去将合作等同于“公平”——极度平均比的负面效果之一。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已渐次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并逐渐适应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为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以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组织。合作社选择了公平与效率兼顾，就从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解脱出来了。
（二）意识形态流变造成的内在不协调
中国的合作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一种舶来品。建国前的合作社主要依托西方的社会经济理论，建国后的合作社则访苏联模式。无疑，酉方的社会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习惯、观念之间，不仅存在距离，可能还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建国前华洋义赈会极力推行合作救灾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受灾的农民并没有进行合作的理念。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要为农民所接受，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何况，我们接受并用作指导的合作理论偏离了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精神，因此加大了实施农业合作的难度，使我国的农业合作走了一段不应走的弯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是灵活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合作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与国有经济并存．合作社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内部可暂存雇佣关系，但要加以限制；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生产者，不能采用剥夺的方式，而要建立各种合作社使他们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合作社只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多种合作社模式，如“合作工厂”、“合作贸易”、“合作生产”、丹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股份合作制”——将农民的“土地结合成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法国巴黎公社将要建立的合作联盟、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劳动组合关系”、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伦述最多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可见，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组建合作社的固定模式。
斯大林则将合作社等同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并坚决主张用这样的合作社去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简单的抛弃了布哈林先发展市场关系使农民摆脱贫困再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社、要用实际利益吸引农民等正确主张，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战略“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使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合作化、集体化实际上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政治运动。
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更多的吸收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相沿千年的旧意识形态、习惯、传统都未发生太多改变，苏联模式一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决定制度创新的规模和方向时，就会与农民——小生产者依然坚持的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等）、传统（相沿已久的劳作生活格调）和习惯（散漫悠闲的个性）相矛盾，就需要他们形成一种新的标准行为以取代相沿已久的传统和习惯。仅此一点，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就只能是一场高交易费用的强制性变迁。
（三）改造对象——个体小生产的高度稳定性
受上述意识形态规定的制约，当时的农业合作不仅要改变人们的旧传统、旧意识、旧习惯，还要同时改造小生产、取消小生产。改造小生产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自近代以来小生产呈现出的分化趋势是：解体与稳定并存，而稳定是主调。解体是因为其小规模、低水平的待性．稳定则缘于其内在的产权制度。由于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合一）对国家和社区的冶理叽为来讲，是可大大节省交易成本的，它们都倾向于使其稳定延续。还由干资源禀赋的刚性制约．以及自身仅够自给的经济规模，农户便自觉的削减交易量，使初始产权的交易受到限制，由之衍生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享益权的交易成为常态。加上这种经济制度小而全，自身对外界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较少触及社区的治理机沟——制约小生产的政治制度．小生产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生产基本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个体小生产．就不能停留在规模扩大和产权的公有比程度上．还要以社区治理机构的改变作前提。因此，这场制度变迁是大规模、高难度的，加上要面对的是千万个与小生产、传统社区治理机构、旧习惯、旧意识形态、旧传统有千丝万楼联系的小农．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很高，为此．要么是一边累积变迁所需的费用．一边渐进的变迁；要么就一气呵成，用提高速度来减少交易费用。但实践证明，后者容易煮夹生饭，还会使强制供给的制度安排陷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