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 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特权。”彭真同志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说：“凡是
藐视宪法和法律，不管是什么机关，不管是什么干部都要严肃地批评
和纠正，直至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据此，宪法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可以是一切组织和公民，这样限定是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精神和内容
的。
对违宪规范提起讼的，由制定规范的组织当被告这是比较容易判
断的。而有些违宪行为，究竟是组织的行为，还是个人的行为，是比
较难判断的，这给原、被告的主体资格的确定带来困难。例如，河南
长葛县委个别领导人非法撤换该县法院院长，对此是长葛县委的违宪
行为，还是县委个别领导人的违宪行为？另一方面，违宪行为的被侵
权人是县法院还是该院长？笔者的意见是，前者应认定为县委和个别
领导人共同的违宪行为，因为个别领导人如果不在县委里担任某显要
职务，那么这一违宪行为就无从发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个别领导
人的违宪行为，并不能代表县委的违宪行为（如果有以县委的名义发
文，则另当别论），如果只以县委作为被告，就有使真正的违宪主体
沾了便宜，也容易使公众产生领导可以免责的错觉。为了使宪法产生
应有的社会效果，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法来规定，这种情况由县委和个
别领导作为共同被告（形式意义上的被告和实质意义上的被告），使
违宪法律责任直接落实在真正的违宪主体上，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
果。后者只能以该院长作为原告，因为违宪行为所指的对象不是县法
院，该院长才是直接被侵权人；如果原告是县法院的话，就难以防止
新任“院长”压制起诉的情况发生。公民作为宪法诉讼的被告比较罕
见，因为公民个人不享有某种社会公权力，不具有利用职权实施违宪
行为的特征，同时公民的违宪行为大多也是其他违法行为，如公民剥
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由无需通过宪法诉讼予以解决，可适用义务教
育法予以调整。但公民成为违宪主体必须通过宪法诉讼予以解决的情
况还是可能存在的，如父母强行干预子女的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等。
因违宪行为而提起的宪法诉讼，确定原告以违宪行为的直接侵权
人为原则。因违宪规范而提起的宪法诉讼，建议由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检察院提起公诉，因为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的
被侵权人难以确定，这样就可能使违宪规范得不到及时纠正，甚至会
出现无人起诉的情况。当然，违宪行为源于违宪规范的，并且二者都
成为诉讼标的时则不必由检察院另外提起公诉。
宪法诉讼可以有第三人，但只局限于因违宪行为而提起的诉讼，
并且第三人是与被诉的违宪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公民。如
上例中的县法院。
四、违宪法律责任
使违宪者承担相应的违宪法律责任，是宪法诉讼的必然法律后果，
否则，诉讼就没有意义。设定违宪法律责任应掌握既对违宪者起到惩
戒作用，又是对公众教育的原则，达到提高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和防止
或减少违宪事实发生的目的。
对违宪规范除了判决无效外，难以使制定组织承担制裁性的法律
责任。但对于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被判决为违宪时，可责令
判定组织公开登报判决结果。由于违宪规范所造成的损害难于计算，
并且受害人也不易确定，因而可不考虑赔偿损失的问题。
对于违宪行为除了判决其违宪（无效）之外，还可设定如下违宪
法律责任：（1）警告，适用轻微违宪者；（2）责令停止侵权；（3）
责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适用精神损害；（4）罚款；（5）拘留，
适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者；（6）剥夺政治权力；（7）罢免，只
能由人大违宪审查机构作出，并且是对那些由同级或下级人大任命其
职务的人；（8）法律建议书，适用由人大任免以外的人；（9）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