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 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