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文 摘 要
由于受传统的，法院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法院民事审判中的主导型运作方式，现已形成“调解型”民事审判模式，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对纠纷的迅速解决及纠纷双方的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体制的转轨及的转型，其弊端也日益暴露，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法官兼具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为了达到调解的目的，法官易久调不决，甚至强制调解，在利益的驱使下，还可能办关系案，人情案，这与法治社会着重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而不仅仅是息事宁人及我们所强调的司法公正格格不入，且阻碍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此外立法中也有着诸多缺陷，而这些都亟待解决。
调解制度改革作为民事诉讼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已有许多改革方案提出，其中的一些方案也不乏其合理性，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应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对其细枝末叶进行修补，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二种认为应将调解与审判分离，单位提出具体的方案，大量纠纷调解中心的失败即是证明，第三种观点在第二种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具有其可行性，另外，诉讼上和解也具有其可行性，只是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具有其强制执行力。
论文就我国法院调解的诸多不协调性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案，以加快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步伐。
关键词：调解 民事审判模式 自愿原则 诉讼上和解 诉讼外调解
一、 我国调解制度的及现状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1、中国古代的“调处息讼”
调解制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纷争的解决基本上都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到了阶级社会，调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的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同时也正由于调解的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套的制度，为以后西方国家把调解作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借鉴提供了依据。当然，这种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纠纷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为调解是建立在经济及宗法关系的基础上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为目的，忽视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要求通过劝和的办法折中妥协的解决双方的纷争，追求息事宁人的效果，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法权要求明显相悖。
2、新民主主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调解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解也比较盛行，抗战时期颁布的30多种规范中，明确规定：民事案件应尽量采用调解方式，并且肯定这种方式是解决纠纷，减少诉讼，改进司法工作的最好方式，此时，已经开始将调解与诉讼相结合的尝试，将调解直接上升为行使审判权的方式，视为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到最后诉讼法将它作为一项正式的诉讼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当时的调解着重强调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说服、，以团结大多数人保持革命阵线的统一和巩固，这与当时的需要有关，但更是受数千年留下的调解这种极深的文化沉淀有关，刚刚从几千年封建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心中，仍受这种烙印的影响，只是这时期的调解，已摈弃了一些过时的封建伦理，代之以新的共产主义伦理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调查，调解为主，就地解决”成为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随着我国经济的复苏，到80年代初，一味强调调解也显出一些不适应性，于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