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历史教训看来，报业不宜私营
我们确认媒介产品可以面向市场，但要以在公众可控制的情况下来经营，而且不宜由私人或私人成立的股份公司来经营，因为私人利益之所在，经营者会不择手段，对社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
譬如美国私营的自由报业制度，因资本主义的走向，它就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导致黄色新闻事业（yellow journalism）的发生。它基于业者的私利，危害到社会公共道德及公共秩序。尤有过之的是报业的竞争，造成了报业的合并，产生了「新闻事业的独占」及「意见自由市场」的丧失，所谓「公众知的权利」（the right of public to know），只是报业一种为所欲为的借口，使第四阶级成了特殊阶级。
杜威认为最好不要由私人办报，不是因为害怕传播过于泛滥，而是害怕传播工作做得不够好。社会不仅借着传播而继续存在，我们也可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人生活在一个社区共同体，而共享某些事物；传播正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DEWEY, 1915:4）
杜威深知私人掌握报纸，徒让办报人把办报当做私人牟利的企业。他指出，在经济大恐慌时期，新闻自由的大纛经常被用来服务「企业经营人」。他们为了私利，以自己的方法执行其业务。虽然广播事业的发展得利于商业化的经营，他也相信广播在教育社会大众方面，会有深远的功能。但他也说：广播即使落入私人手中，也不能无视于公共利益。
他和其它符号互动论学者，无论如何，认为媒介的功能应是在给大众提供参考或咨询的，媒介所要做及应做的工作就是事实和观念的传达。因此他们格外重视现代媒介在向民众传播「组织化的信息」（ORGANIZED INTELLIGENCE）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他们对这股潜力毋宁充满了期盼。但是因为当时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却偏向情绪和感情的表达（尤其是那些激情主义的经营手法），让他们忧心不已。
3.要私人报业自律谈何容易？
美国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都知道媒体一直受到不当利用，其经营方式颇有偏差，如报团的形成，新闻报导与评论受到垄断，致使「新闻自由」受到扭曲。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潮，它要面向市场也是一种趋势，但不能像其它产业那样地市场化。在社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虽然不刻意利用媒体去赚钱，只是一般广告收入在收支上肯定会出现盈余的。但是如媒体任由私人经营，以营利为目的，且彼此恶性竞争。私营媒体会纷纷去竞逐铜臭，是永远不变的宿命。像西方私营的媒介制度能使现代机械条件日益精致的大众媒体成为未来真正理性及和平社会的基础码？看来实在未必。
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看来，我们知道：私人经营媒体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必然会有那种产物。营利性商业化的私人媒体经营制度，应是一种须加以匡正的历史事物。
三、传播对于国家的权力行为的重要性及传播与社会过程的密切性
1.传播对于国家权力行为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检讨过去西方媒体历史发展的社会政经背景，及其私人经管形态所存在的潜在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菁英阶层一直想学美国的做法，可是却不知其失败的盲点在什么地方。总质疑：难道媒体真的那么重要吗？
考察过去人类的来时路，可以了解历史上所出现的疆域广大的国家，其能大能久的原因还是由于地理形势和历史际遇，及最重要的是：有赖于传播（输）功能的维系。
关于媒体的重要性，加拿大学者殷尼斯（H. INNIS）也认为传播科技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他于1950年发表《帝国与传播》一书，从西方文明演进的过程，评估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帝国”可以指制度化的权力体系，也可以指特殊的国家，原始文化，或历史上的“帝国”。他用“帝国”来形容中世纪的教会，也用“帝国”形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些“帝国”均是当时影响社会结构的权力核心。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希望藉由新技术的发展封锁运输途经， 以扩张自己的控制力。他归结“科技”发展是历史文化的变因，而在所有的科技中，又以传播媒介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