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虽然“形而上学”一开始就把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确定为自己的任务，然而，由于希腊词on也是从一开始就把“存在”和“存在者”两重意思结合一身从而造成了“存在”与“存在者”的混洧，形而上学一直是依据于“存在者”来理解“存在”，从来不曾脱离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而是从一开始就从“存在者”出发并始终依“存在者”制订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始终不是“超物理学”而恰恰是“广义物理学”。由于它把某种特定的“存在者”作为追求对象而没有达到“存在”的层次，它其实仍然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又由于它把这种特定的“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成为一切有形存在物之最后根据的具有神性的“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必然是超感觉、无定形的，因此它又确实不同于研究具体有形事物的“物理学”，而是某种“超物理学”。这样，传统“形而上学”就表现出暖昧不明的两可性质：既非“物理学”又非“超物理学”，或者，既是“物理学”又是“超物理学”。这种暖昧两可的性质反映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它实质上是某种“元物理学”或“准物理学”。
不难看出，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和旨趣与“本体论”如出一辙。 Ontologia一词自17世纪出现以来也一直是在“形而上学”的同等意义上被理解和使用的。因此，卡洛维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视为同义词，笛卡尔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都是相当准确和妥帖的。
要说明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把metaphysics 译为“形而上学”是否确切，还必须说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二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特定含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西方“本体论”的那部分内容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9] 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本体论”译 ontology一词是适当的。至于“形而上学”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是以“形”为中介的，《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基于这样一种含义，用它来翻译西方哲学中那种以研究超验本体为对象的学问，也是十分妥帖的。
在语词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有待说明。这就是：作为一种学科，“本体论”、“存在论”、“形而上学”这些术语的含义是相对确定的；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它们的含义又是极其多样化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里仅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略作说明。
胡塞尔早年在《逻辑研究》中“没敢采用本体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他借用克里斯的术语把观念科学或理论科学称之为“名称论的”科学，而把“与同一个个体对象或同一个经验种属”有关的具体科学，如地理学、天文学等等，称之为“本体论”的科学。到1913年发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时，胡塞尔的想法起了变化。他认为“可以重新起用本体论这个旧的表述”，并赋予本体论以积极的含义，用它来陈述自己的现象学性质，把“本体论”规定为关于“先验意识”的观象学；进而按照先验意识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意识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把“本体论”划分为“形式的本体论”和“质料的本体论”。“质料的本体论”研究被意识活动构造的对象，“形式的本体论”则研究意识的构造活动本身，即意识的意指、统摄。值得注意的是，“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所探讨的不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事实存在，而是它们的先验本质存在。可见，胡塞尔所谓的“本体论”就是关于先验意识的本质论。胡塞尔后来干脆直接把他的先验现象学命名为“本体论”，也就是他常说的“第一哲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