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阿拉维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三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但在边缘地区，这三个阶级的经济作用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它们并没有长期的根本利害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影响，保证了能农业收入免征所得税的好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都要求征收农业税以便为更大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排斥，如有关原棉价格的政策就有损于种植者的利益而对大纺织厂主有利。虽然如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幸尚能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长期的根本对抗。因为在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去反对封建主义，它已获得一套殖民政权准备好的，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国家制度。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后，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机构组织。此外，在获得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依靠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后者也在谋划着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从而避免了伴随他们自己投资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30]当然，这种合作使原来的买办阶级的作用逐渐为都市中心资产阶级所取代。
总之，这就是三个统治阶级既有短期的利害冲突，又有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这种既有短期冲突，又有长期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后殖民地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时期，这了确保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力量使殖民地内部其他各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往往使这部国家机器过分强大。而这个以官僚和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大部为最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并形成了种种制度化的权力移交程序。[31]
不少学者对此尚有异议，并例举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权不够强大的实例，但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却大体取得了共识。问题在于，这种相对自主性的本质是什么，它对发展究竟有何重要的意义？
◎发展的关键性变项
正如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发展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的过程，是不可能简单从国外引进的。成功的发展是与经济、政体及公民社会的承压力密切相联系的，要求它们以和谐一致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目标和目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改革并重振自己的经济、政体和社会。”[32]
换言之，这种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那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谁具有此种能力？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具有此种能力。这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原有阶级，尚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上，自然不可能具有此种动员社会进行发展的能力；而殖民入侵后的新生阶级，又过于弱小，尚未“成长”到可以单独承担此项任务的程度。这里，回顾一下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的观点，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汤普逊指出，阶级不是一个“自在之物”（being），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有共同的经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就是所谓的阶级意识。一个社会集团只有产生了自己意识的前提下才开始成为一个阶级。[33]换言之，阶级不是一个历史上不证自明的永恒的存在范畴，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在英荷等早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法国，资产阶级甚至还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某个发展的主要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于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本质及其意义到此就开始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