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分析中，德·詹维尔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他以拉美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以生产日用品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生产对外出口的奢侈品为主的“依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的逻辑是促进积累，后者却是降低积累，两个集团都组成了联盟，并想通过联盟来控制对方，掌握政权。在1850－1930年间，依附资产阶级（包括出口导向的土地寡头和商业买办）与外国资本联盟控制了政权。但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统治联盟的利益却不不相干的。1929年后，进口替代工业化以一种保持土地寡头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人民则希望工业化能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上升。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在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及通过大众主义者或社会民主的政治安排来与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这种主动的工业化特征在50年代日闪明显，并且创造了一个主要以普通日用品为主蝗国内市场。
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机所困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再度扩张并渗透到拉美，其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两种趋势的后果是推动该地区的生产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日用品生产。农村则面临着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农业的发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土地改革加速了封建财产的转变，并使仍在统治地位的土地精英们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利于节省劳力而不是节省土地，并使得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这种形势使得依附资本要想进一步控制民族资本更为困难，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发了一系列危机。[26]
德·詹维尔由此认为，在国家政权的层次上，资本内部存在着矛盾：依附资本要求便宜的劳力，累进的收入分配以促进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资本则要求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而增加以便创造一个消费日用品的国内市场。“为克服此种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创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通货膨胀率与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债。”[27]因而，当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斗争陷入僵局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会易于扩大，而工人阶级斗争的威胁则会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再组织和制定政策的权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维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实例证明该国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阶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他们同处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霸权庇护下。这三个阶级虽有短期利益冲突，但并无根本性矛盾。国家政权在维护他们共同长期利益的同时，不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继承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它使军队和官僚机构合为了一体，就其与本国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来讲，它是过度发达的。
阿拉维认为，地主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们已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在早先的反帝斗争中确实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独立后发生了重要的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与亲帝国主义“封建”因素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和法律的结构已经存在，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来的。[28]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扩展其经济活动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进工业技术方面依赖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日遭冷落的买办资产阶级则起而反对它无法与之竞争的都市中心的扩张活动，但已无太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虽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官僚军事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们通过私下腐化及本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并从中捞取了巨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