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几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赵东辉："信访的体制瓶颈亟待突破：让民意顺畅上达"，载《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第40期），其核心观点是扩大信访机构的权力，使之具有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国家信访局室负责人认为，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信访洪峰就得强化信访部门的权力。杜钢建也认为，现在之所以出现了信访洪峰，根本原因是信访机构没有权威性，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信访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因此，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是信息反馈和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需要信访这样一套没有门坎的反馈系统来了解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并通过赋予信访机构的实实在在的权力，树立信访机构的权威来解决社会问题（赵凌："信访改革引发争议"，载《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第二种取向是，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信访制度改革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从政治体制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功能目标，即在把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于建嵘："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周梅燕等人也认为，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理顺各种信访的处理渠道，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的信访制度改革（周梅燕："我国信访制度陷入四重困境：面临法治挑战"，载 http://news.sina.com.cn/c/2004-06-30/12143565398.shtml）。
第三种取向是，应该站在政治现代化的大局高度，来看待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黄钟认为，当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时，却忽视了如果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其实是直接跟宪法或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僭越立法权或者司法权的现象。这既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实践里。这些都有悖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信访制度应该废除（黄钟："信访制度应该废除"，载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802）。张耀杰则进一步指出，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床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是一种制度陷阱。因此《信访条例》可以废除（张耀杰："《信访条例》可以休矣"，载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