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与大家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声明，虽然是由我来做代表发言，但是这个报告实际是我们四个人作的：除了我之外，还有钟伟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中国银行的巴曙松博士。我们这篇报告的原创性不是很强，但是我们试图覆盖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完整地介绍各方的意见，同时也阐明我们自己的观点，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些启发。
我们经常听说某某企业出现财务危机，也经常听说金融危机如何如何，但较少听到有关财政危机的谈论。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财政危机几乎每天部在发生。在过去有美国橙县的财政危机：该县的财务主管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进行投资，没想到利率陡然上升，引发该县一场雪崩式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去，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在最近则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加州财政危机：因为共和党人反对加州在下年度开始恢复征收0．25％的额外销售税，加州政府一时无法就下年度财政预算达成协议，令加州教育面临经费被削减的危机。如果大家稍微留心，还会注意到所谓“黎巴嫩的财政危机”，联合国“没钱的欠着、有钱的赖着”导致经费不足的财政危机，以及世界上普遍对于“日本的债务已经超出其财政承受能力从而将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的预期。
从中国国内来看，我们的财政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对这个领域问题的看法，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猜测也很多，但大多不甚了了，感觉就像个谜。就像布坎南所说的：“中国是个谜，但它很管用。”中国的财政会不会是巨龙身上的一条软肋?中国会不会真的陷于财政危机?中国能够避免一场恶性的财政危机吗?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将成为中国财政危机的催化剂?这些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关心，几乎所有的入都感觉中国财政的问题不少，却少有人能说明白其中究竟；人们担心中国会爆发财政危机，却少有人知道它究竟会不会真的来临。
对此，我首先介绍中国财政危机的正方的观点：中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说法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童振源博士的“中国面对严重财政危机”文章为代表。这篇文章已经在新加坡的《联合周报》上发表，影响非常大，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抛出来，可以说是盛世危言。
他对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个问题是有着非常肯定的结论的，他有四大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他举出了一些数据：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
第二，中国财政支出沉重，隐性支出严重。
中央政府需要支付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另有一个估计是，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世界银行还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也将需要中央政府掏腰包。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以前谈到的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一个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除此之外，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包含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显性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比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1999年初，中国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指出，未来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代价高达6000至8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在今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便承认，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3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的100％。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