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进化不是流水，精神也不是泥沙。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历史河床，在那里精神文化的沙粒不断沉淀下来，越积越厚。沙粒与沙粒各不相干，它不论分开还是聚在一起都是沙粒。与之相反，精神与精神不能机械地分离或者结合。两种或几种精神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的精神，可能是原有精神的否定，也可能保存着原有精神的某种或几种价值定向，但已经不是原有的精神了。换言之，所谓“历史的积淀”，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那些东西。所以，虽然在一定时间限度内“积淀”概念是有用的，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存在什么“积淀”，而只存在变化和发展。
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即从人类进步的观点来看，不是“积淀”而是“积淀”的扬弃，不是成果而是成果的超越，才是现代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之所以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是因为只有变化和发展才是通向自由的道路。只有变化和发展，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感生动力，通过创造活动不断批判地超越历史成果，不断实践地扬弃历史“积淀”而争取自由解放的现实的运动。正是在这种不断超越和扬弃的现实的运动之中，呈现出人的本质、即人的一整个族类生活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的丰富性，是由个体差异的多样性来证明的。而个体差异的多样性，只能寓于变化和发展之中。
强调变化和发展，还是强调“历史的积淀”？强调开放的感性动力，还是强调封闭的理性的结构？这个问题对于徘徊于保守和进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择。“历史的积淀”和既成的理性结构，是过去时代的遗物。所以它趋向于保守的、固定的、单一的，它要求我们认可一切既成事实。而感性动力则力求批判地扬弃它，以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批判和扬弃，也就是创造实践的中介。或者说它是创造性实践的一种必要的准备，是创造性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美是一种力，一种人类借以取得进步，借以实现自己本质的力。
理性追求永恒，感性则迷恋于刹那。说感性之中有理性，理性之中有感性，犹如说刹那之中有永恒，永恒之中有刹那。在终极的意义上它们又都合而为一。但是，正如永恒之排斥生命，生命也排斥永恒。在现有的境遇中“终极的意义”并不存在。现有的，刹那的东西是生命之光。在黑暗中多合而为一，在光明中一在而为多。对多的追求也就是对生命的追求。所以应当把感性的活动看作是生命的活动。人类的劳动是生命活动的最高形态。劳动创造世界的活动也就是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活动。有了变化、差异和多样性，就有了历史。空虚没有历史，无生物没有历史。如果说山有历史的话，那是因为它曾经在数十万年间像波浪一样的起伏不这（如果把数十万年的时间压缩到几秒钟来看的话）。人类史的史前曾经数百年如一日，封建社会曾经数十年如一日，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了。这个时间的量，也就是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量。一天中发中的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等于过去二十年间发生量的总和，这就叫进步。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和这个人类进步的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是从属于这个总的方向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类借以取得进步的人的本质能力。
世界是静止的历史、历史是运动着的世界。世界由于运动而有了形式。形式由于变化、差异和多样性而有了进步。进步着的形式，由于感生的把握而有了生命的意味。这就是美。美是过去事件的结果，也是未来创造的动因。这动因不植根于外在的环境，而植根于我们自身，我们把它称之为感性动力。离开感生动力而谈论理性结构和历史的积淀，虽然有时也能合乎逻辑地说明许多已经形成的事实，但是这种说明至多只有艺术史或美学史的意义，而没有美学原理的意义。这个原理并不神秘。只要我们不抱成见，愿意跨过逻辑公式的平面，到历史的表象背后去寻找，我们很快就能把它发现。
九
只存在于感性领域的审美活动，同外在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历史条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是指一定时代的理性结构必然同这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相适应。理性结构包括传统的或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规范等等把该社会该时代的全体成员束缚在既成的经济和社会框架上的思想意识网络。这一网络和系统有正在消亡和衰朽的部分，也同时产生新的思想的萌芽。只能以感性形式存在的审美活动，往往是通过理性结构才与外部经济条件发生联系，但它是社会发展的具有带动性作用的因素（就象一支大军的前哨部队）。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行为方式都以横糊的、无意识的状态首先存在于感性审美活动中。这种特殊的感生活动所采取的具体表现形式常常是由异化现实及其静止的理性结构决定的，然后又反回来冲击理性结构和异化现实。这是一个反馈过程。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我们把这种内在动力和外在的现实的结合，称之为“美的尺度”。所调美的尺度，说到底，也就是一个人的尺度，或者说“人的内在的尺度”（马克思语）。